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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序言，我希望自己把为别人写序言这件事情尽量放到很远的将来再去做。
我只是写一下怎么认识孙卫卫的，又怎么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先是收到一封信，用的是北京大学的信封，北京大学的信纸。可是信上说，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刚刚分配到新闻出版报。他一直喜欢儿童文学，喜欢读我的作品，只要见到我的书，他就会买。有的书他一下子买好几本，送给他的朋友。他说他写这封信给我，是为了告诉我，有一个已经不是儿童的人，仍旧喜欢我的作品。他最后说，他之所以用北京大学的信封、信纸，是因为我在一本书里说过，如果再上一次大学，那么我一定要考取北京大学。
我读着，有些怔住。是一种感动的心情。收到过的信已经很多，这封信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很单纯的由衷。如果他是一个小学生，一个中学生，我也会感动，但也许不会轻轻地荡漾起来。他是一个大学生，已经长大了，可是还愿意以这种方式来真实地告诉你。
几个月后，卫卫到苏州出差，专门来上海看我。那时我正好在装修房子，没有办法在家中接待他。而是请他一起去了对面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茶室坐下，聊了些儿童文学。他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后来他把聊到的那些内容写到了一篇文章里。那天，我们还一起吃了饭，也是在国交中心，很随意、可口的几个上海菜，但是吃得比较匆忙。那些天，因为装修房子，什么事情都是匆匆忙忙，要想从容不迫有诗意简直很困难。吃完了饭，卫卫说，他走了。
我送他上了43路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天就离开了上海，还是在上海待了一天。那些天，生活和注意力都变得很粗糙，或许也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粗粗糙糙的。
其实，我知道，那一天，卫卫是很想和我聊聊其他事的，更加随便一点，轻松一点。但是那一天却显得拘谨和郑重其事了，并且还录音。这样的遗憾，多半要怪接待客人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制造气氛和感觉？因为你的匆匆忙忙，会使别人的满腔热情也只好匆忙逝去。
在那以后，我时而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又买到了我的什么书，或是读到了我的哪篇文章；时而收到他的信，寄来的是他写的关于我的作品的评论。我总是说谢谢他，他总是说不谢。他的细心，很像一个女孩子，可是当他说诸如“不谢”这样的话的时候，又分明是一个干干脆脆的男生，男同志。
5月份，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大会，我到的那天下午，卫卫就来了。他不是代表，也没有接到以记者身份采访大会的邀请。他只是来旁听的。每天，到餐厅吃饭，他都是自己掏钱买，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可是兴致勃勃，十分快活。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是很不忍心的，但是又觉得这也许可以给他的以后留下一个很珍贵的记忆。以后，他在文学上也有了自己的成功，成了儿童文学园地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了，那么他可以去回忆和讲起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去自费开会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都会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故事。在那个时候，当你不出声地在别人的边上坐下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关心你是谁；他们关心的是你知不知道他，敬仰他。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就是会那样；其实你真是很有希望，但是你又只能这样。大会通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到的，你要收到大会通知，就是要辛苦很多时间，然后你才可以不付钱就吃饭了，而且还有人向你敬酒，对你说：“干杯！”
卫卫，你还愁着那一天不会到来吗？会到来的。
会议结束，我回上海。箱子塞得满满的，可是还有很多书装不下。站在边上的卫卫说，书干脆都别带了，我寄过去。结果，我第一天到家，书第二天已经寄到。我目瞪目呆这速度。是目瞪口呆这种热情和友谊！
孙卫卫是我的读者，他说他是我的学生，但是我更把他看成是我的一个珍贵的朋友。这个朋友，正当年轻时，还没有女朋友，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家，还是临时地住着，每天去报社上班，晚上便想着文学的事情。文学成了梦。他要想从那里面跑出来好像不容易了吧？我也是二十几岁时开始做这样的梦的。那时我在农场的砖瓦厂上班，也没有女朋友。后来的一切都是在走进梦里以后才有的。我也没有再走出来。我是走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正好年轻的故事》，作者：孙卫卫、苏州大学出版社，定价：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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