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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先生在工作 |
史念海先生（1911－2001）作为新中国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蜚声中外，其业绩已载入史册。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业绩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史先生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他的丰硕的著作，对于专业以外的人来说，难以尽读；就是专业的学者，尽读其书，亦属不易。史先生重视书斋研究与实地考察的结合，年愈迈而志愈坚，这也是一般学者难以做到的。
我对于历史地理之学是个外行，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因为白寿彝先生的关系，我从上世纪80年初便有幸认识了史先生。此后，近20年中，我们见过几次面，还有一些书信往还和学术上的交往，史先生又每每以其新著相赠，这都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史先生与我，也算是忘年之交了。
史先生的去世，我感到十分悲恸！其音容笑貌，难以忘怀。尤其是我们之间有过一些关于学术问题的交谈，记忆犹新。还有白先生同史先生之间的深厚的学术友情，也时时激起我的钦敬之感。因此，我写这篇短文，是把它视为学术生命中的一种责任来看待的。
史先生的著作，大部分以《河山集》命名。首集是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的（1978年第2次印刷）。我手边还有二、三、五、六集，其中“六集”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据有关同志告诉我，“七集”、“八集”也已编成，只是我还没有见到，不知是否已经出版。史先生在初集《后记》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这本集子的编成，承白寿彝教授的鼓励和代为命名”（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02页）。此后，史先生的论集，多以此名书，可见他对这个命名的珍惜。
初集出版时，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读四年级，没有接触过此书。“文革”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工作，接触到这本书，才得知这个“掌故”。我认为这个命名非常好，既符合研究内容，更寓有深意。有一次，我同白先生交谈，就请教白先生，问他为什么要作这个命名。白先生说：中国历史地理，以研究中国的河山疆土以及它们的变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为对象，最后又落实到祖国的河山疆土和社会发展。我听了很是感动。史学家研究祖国的历史，包括祖国的历史地理，不仅仅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同时也是史学家对祖国的一种天职、一种挚爱。我至今都还时时在想：“河山”二字，有多重分量？这是无法比拟、无法估量的。一个史学家把“河山”及其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当有很深的功底和很大的气魄。一个史学家能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分量和价值，并鲜明地把它概括出来，可以说是理性的升华与情感的升华交织到一起，成为优秀史学家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境界。白、史二位先生，真可谓人生中的挚友，学术上的知己。
这里，我以为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白先生把史先生的论集命名为《河山集》，是有深刻的学术思想渊源和爱国主义精神基础的。1937年，28岁的白寿彝先生著成《中国交通史》一书，认为在“国难严重到了极点”的年代，凡影响到中国交通发展的“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最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我们知道，论中国交通，是离不开中国河山疆土的。1951年，白先生撰《论历史上的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史研究的范围问题（白寿彝：《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页）。这也关系到中国的河山疆土。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出版，他在《叙论》中，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开篇，是直接从中国的河山疆土讲起（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出版，这书的第二章，详细地论述“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54页），这是从较深刻的意义上讨论了中国的河山疆土和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可见，白先生对祖国河山的挚爱之情是始终不渝的，这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突出的反映。他把史先生的论集命名为《河山集》，而且成为一个系列的传世之作的名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确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他请史先生主持隋唐史卷的编撰工作，史先生欣然同意。尽管史先生的科研任务很多、很重，如承担着全国农业地理、陕西通史、西安历史地图集等课题。但他总是对我说：白先生的事情，我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也表明他对白先生的友情和敬重。
白先生和史先生是互相敬重的挚友。为了同史先生共商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大计，并讨论组织隋唐史卷的编撰工作，白先生在1983年4月到陕西师范大学拜访史先生。两位挚友的这次会晤，奠定了《中国通史》隋唐史卷的基础。其后，又得到了辽宁大学陈光崇教授的大力支持。白先生的此次西安之行，还应邀在陕西师范大学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在这个题目之下，白先生讲了六个问题：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21页）。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学术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时候，白先生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的分析，充分地反映出他在中国史学发展问题上的卓识。这篇演讲距今将近20年了，今天读来，仍有新鲜的活力和具体的指导意义。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史卷的编撰，是史先生对白先生所主持的这一浩大工程的有力支持。当我阅读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史卷的时候，想起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十分激动。
同样，白先生也十分关注史先生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1988年12月，念海先生以修订本《中国的运河》赠我。我曾写信给他，表示致谢和认真研读。同年12月21日，念海先生复信给我。这封简短的信，在我看来是涉及到比较重要的学术信息，兹照录如下：
林东同志史席： 十二月七日惠书敬悉。 拙著多承奖掖，汗颜奚似！此后仍当努力，以期不负厚望。 寿彝先生八旬华诞在即，撰文祝寿，不敢延缓。寿彝先生多年来期望海（按：此为念海先生谦称——引者）能于历史地理学史方面从事写作，一再因循，迄今未能应命。今试撰一篇以《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为题的文章，虽去历史地理学史尚远，亦聊以塞责。谨随函奉上，祝寿彝先生大寿。 此，顺颂 著安念海拜上。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封信，透露出两个重要学术信息。其一，史先生的大文《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是为向白先生祝寿而作。此文刊于《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祝贺白寿彝先生八十华诞专栏”。其二，是“寿彝先生多年来期望海能于历史地理学史方面从事写作”这句话，它表明白、史二先生在学术研讨上的彼此关心和互相激励的至深至爱之情。史先生非常谦虚，也非常珍惜友人的建议，说他“一再因循，迄今未能应命”。其实，他在撰写《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这篇长文之前，已于1986年以前撰成了一篇总论性质的鸿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刊登于《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此后，便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史先生曾说：“说起这篇论文的撰写，这是由于白寿彝同志的倡议和催促才完成的”，“是应寿彝同志之命而作的。正是由于同志们的嘱托和督促，才使我在这方面稍稍尽些微力。”（史念海：《河山集》六集《自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从史先生的这些话中，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一个学科的创建，是何等的艰难，它需要许多学者的历史积累，需要创建者本人的多年深思熟虑；同时，也需要学术知己之间的激励和推动。
这里，我不禁想起白寿彝先生在他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里写到的有关的人和事，他称之为“师友之益”。他提到早年的家庭教师吕先生和凌素莹先生，提到就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时期的陈垣先生、张星先生、郭绍虞先生、冯友兰先生、许地山先生、顾颉刚先生、容赓先生、黄子通先生等，又特别提到楚图南先生和侯外庐先生。这些先生，在他的不同发展阶段上，都给予他种种教益和帮助。正因为如此，白先生十分感慨地写道：治学，除了“主观努力外，师友的帮助和教导有很重要的作用”。对此，他作了这样的总结：
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回忆多年以来师友之益，深感这两句话的深刻。如果我在学术上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这同师友的帮助和教益是分不开的（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188、192页）。
今读史先生《河山集》六集《自序》，其意亦如此。老一辈学人的这种虚怀若谷、把师友之益与学术上的创见看得如此重要的学风和境界，在今天显得多么珍贵，多么发人深省！
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探究历史真相，还在于以这种探究的结果寄寓着对于现实的关注。换言之，史学家研究过往的历史运动，是为了参与和促进当前的历史运动。史先生治中国历史地理之学，其研究对象、研究旨趣、研究方法，都鲜明地显示出历史学的这一崇高的宗旨和他本人的治学风格。
白寿彝先生在1980年为《河山集·二集》作序时指出，“马克思重视自然条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并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他写道：
念海同志治历史地理之学，快有半个世纪了，早已成绩硕实，卓然名家。……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地理，我是一个外行。但我阅读了这书排印小样的自序，就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本书实际上是按照上述马克思的论点进行工作的，它为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地理学踩出了一条路子，这是应当特别重视的（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白寿彝教授序，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5页）。
这些评论，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肯定了史先生研究历史地理之学的合乎逻辑的理性精神，同时也评价了史先生研究历史地理之学的独特风格与社会意义。毫无疑问，这些话完全可以用来概括《河山集》各集的共同特点。
这里，我想提到史先生的另外两本著作，即《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1985年）和《中国的运河》（1988年）。前者是史念海先生和他的助手撰写的一本科学性和通俗性相结合的著作。作者根据历史事实并有针对性地论述了以下一些问题：黄土高原自然地理特征，早期的农林牧交织地区，农牧地区界限的推移，黄土高原森林地区的缩小和破坏，生态平衡的变化及其影响，种草种树与黄土高原的改造等。作者指出本书的主旨是“将黄土高原的森林和草原地区的变化，以及农林牧业的分布历史，缕列论述，以期有助于当前种草种树、改造黄土高原的伟大创举。”（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十七八年前，本书作者已经明确地提出在黄土高原“必须退农还林，退农还牧”的建议（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足见作者的卓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我们再来看后一本书《中国的运河》。此书原本是20世纪30年代史先生青年时代的著作，80年代经作者重新修订，于1988年面世。全书面貌已大为改观，形同新著。在本书的序言中，史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对象和性质作了这样的概括：
地理现象是经常在变迁着，这样的变迁对于人的从事生产及其他活动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影响。人是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这样的利用和改造又会反过来影响自然，促成地理现象的新的变迁。这样互为影响，永无休止，其间具有各种相应的规律。历史地理学正是要探求这样的变迁、影响及其有关的规律，使人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作者的这一认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彩。正如作者自己所回顾、反思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前，人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可能达到的学术思想境界。当然，这除了研究水平的提高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其指导研究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唯物史观在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有了上述这样的认识，作者符合逻辑地进一步指出：
我逐渐体会到像历史地理学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应该为世所用，而且还应该争取能够应用到更多的方面。一门学科如果不能为世所用，那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就成了问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若干绝学，最后终于泯灭无闻。沦为绝学自各有其因素，不能为世所用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这几句话，平实易懂，但却字字千钧，反映了作者治历史地理学的根本旨趣，以及他对于这门学科的社会历史使命的追求。
《中国的运河》共八章：远古时期自然水道的利用，先秦时期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秦汉时期对于漕运网的整理，东汉以后漕运的破坏与补缀，隋代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政治中心地的东移及运河的阻塞，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废弛，大运河的残破及恢复。1989年，我拜读了《中国的运河》，深深地为作者的渊博的学识、高远的旨趣、丰富的感情所吸引，所震撼。因此，我为《中国的运河》写了一篇文字较长的评论，题为《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见《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就我的学习、研读所得，提出几点认识。我认为，这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详细地考察了历史上运河的变迁，同时也广泛地考察了运河沿岸的历史变迁，我把这概括为“历史上的运河和运河上的历史”。这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阐明了运河在历史上的价值，也说明了它在现今的存在意义，我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历史的品格和现实的品格”。换言之，作者写运河，不仅写出了它的古今变迁，而且也写出了与其相关的经济社会的历史面貌，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浮想联翩。作者对于历史的理解，对于文献的利用，对于实地考察的重视，以及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书中反映得十分突出。
在这里，我还要顺便提起一件小事。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拜访史先生。在交谈之中，我冒昧地向史先生提出建议：希望他在《文史知识》上开辟专栏，撰写通俗性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连载文章。我向史先生诚恳地说明了当时的想法：第一，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为政一方，要把事情办好，应当有一点历史地理的常识；同时，这也是历史地理之学走向广泛的经世致用之途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我是《文史知识》的编委，也希望有史先生这样的大手笔来写“小文章”，以增强《文史知识》的社会影响。史先生十分重视我的建议。我清楚地记得，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同我讨论一些细节问题，包括撰写一些什么内容，需要多大的篇幅，将来如何结集出版，如何向社会宣传历史地理知识的重要性等，谈得十分融洽，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终因史先生学术任务繁重，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由此仍可见这位学者对普及工作的重视，对现实的关注。
1989年5月，史先生为山西平陆县举办黄河书画展，撰写了一篇历史散文，题为《黄河颂》。其时《河殇》流传，媒体渲染，纷纷扰扰。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到陕西师范大学开会，听说史先生撰有《黄河颂》一文，很是兴奋，颇想一睹为快。乃托人转告史先生，可否使我如愿。回京后不久，11月30日，即得史先生来书，并附《黄河颂》一文。史先生待晚辈亦如待友人，他在信中写道：
别来又复匝月，为念。前尊驾莅陕时，上官偶然谈到拙作《黄河颂》，多承眷念索阅，为感。日昨检整箧中，得获旧籍，因命人抄录一份，随函奉上，以博一粲。
这使我非常感动：史先生真是一位虚心、谦和、真诚的长者，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黄河颂》气势宏伟，底蕴深沉，文如行云流水，意寓赤子之心。我捧读再三，不忍释手。于是，我想起了史先生曾同我侃侃而谈，说他如何沿着黄河东下，进行实地考察，其最终目的地是黄河入海口。后因适逢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能继续前行，距黄河入海口仅二百公里而返，深以为憾。其时，史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了，这种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我又想起了史先生在《河山集》二集、三集中那些论述黄河和黄河流域之变迁的鸿篇钜制。作者从远古时代论到历史时期，从黄河上游论到黄河中游，从黄河变迁论到经验教训，从生态破坏论到治理方略等等，都是严谨、务实之言，忧患、画策之论。史先生不愧是当代黄河之论的大手笔。他的这些宏论，是一部真正的当代《黄河论》巨著。他的《黄河颂》，恰是他的宏论的诗化，是史家之理性与情感的升华和凝聚。
这里，我引用《黄河颂》的首尾两段，读者可见史家思想的深邃和内心世界的博大。其文曰：
浩瀚壮阔的黄河，奔腾澎湃，流经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是黄种人滋生繁衍的地区，也是轩辕黄帝居处营卫的所在。黄河哺育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得到这份自然的恩赐，瓜瓞绵延，永无止境，与山川相辉映，与日月共久长。 …… 近世以来，黄河屡经泛滥，造成了若干破坏。这是人为作用的恶果，是不肖的炎黄子孙的造作，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愈至车免近而愈形严重，黄河怎能不频繁泛滥？如果除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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