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确是人的一种神奇本领。但因为得来似乎极为容易，任何正常的幼儿都能在人类生活环境中自然学会，所以人们大抵并不看重此项本领；更几乎无人想到这种本领也需要通过培训学习来加以提高。
有人可能说：从小学到高中，语文始终是重点课，难道这不是对说话的培训？我认为语文课有助于书面语和口语的学习，但并不直接教人如何说话。大家都知道，学了书面语并不就擅于写文章，所以中小学语文课中安排了分量较重的作文练习，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件事，即学了口语并不就擅于说话，而语文课中却毫不安排说话的训练，岂非欠缺？中小学生学了十年作文，终于还有不少人不会写文章；至于说话则从未受过培训，这就难怪许多人不善于说话了。
中小学生仍处于学说话的时期，积极性很高。但既然得不到积极有效的培训，他们便在市井之间、娱乐场所以及某些小说影视之作中学习粗言俗语、痞子话、脏话乃至黑话，而且一学就会。当他们圆熟运用此类言语时，会有某些“油”、“帅”、“霸”、“酷”的自我感觉，获得仿佛“成熟”、“老练”的虚假满足。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严重的问题产生了。要知道语言不仅是社会交际工具，还是个体的思维载体，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因此，当一个人用语言来思维的时候，如果惯于掺杂种种语言垃圾，或者经常用粗言俗语来想事，那么他的思维活动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话很能表现人的整体素质，对人生遭际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却历来贬抑能说会道，教人尽可能少说话。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谚语则称“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言多必失”，“多言多败”，“沉默是金”，“智者不开口，仙人难下手”；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些话都因为有众多人士的人生经验为证，故而使人深信不疑。历史上虽有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人以言谈而致卿相并传为佳话，但那不过是个别人的成功之道，究不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之富有警示性与穿透力，使人永志不忘。
但若仔细想来，则可发现疾病固然往往从口而入，可是人体所需的营养却也主要从口而入；总不能为了防病而不进食物。说话也一样，多言虽然易于招祸，但由说话所得之福却总是更多。这“福”固然包括功名富贵之类，但还不止于此，举凡待人、处事、交友、择配、敦亲、睦邻等等，哪一样离得开说话？说话得当有利于人际沟通，关系理顺，问题解决，事情办成，个体才能心境平静，生活安定。平安是福，此之谓也。即以“祸从口出”而言，究竟是会说话的人容易惹祸，还是不会说话的容易惹祸呢？我想大概还是不会说话的容易惹祸；尤其是不会说话而自以为会说话，最容易惹祸。
我对孔子说的两句话倒是深信不疑，因为在对现实人世的观察中多有验证。但孔子虽然看重“刚毅木讷”，毕竟“刚毅木讷”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处理各种事情；就近取例，现在我们常常在电视中看到的节目主持人，其职务就不是“刚毅木讷”所能胜任。所以孔门育才设有“言语”一科，这个专科并不研究语言学，却是教人说话的。至于如何教法，现在固然难以考证，但我相信孔子决不会教人“巧言令色”；“巧言令色”也绝不意味着善于说话。
我读小学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初小一、二年级每周有一节“说话”课。这课的教学情况现在几已完全忘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十个字，即成语“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二句及“明净”一词。我想，大概因为老师反复强调学生们将来不可成为“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之人，以及说话必须力求明白纯净，故而留下的印象较深。学了两年“说话”课只记得十个字，可见收获不大。但这十个字如果真的学明白了并努力实行，那倒也受益非浅。从孔门设置“言语”科到小学设置“说话”课，说明前代贤哲未尝不想到说话需要培训。但这培训如何进行实在很难设计。也许比较可行的是使中小学生从小记住一些要领（如废话少说，不要噜苏之类），然后在毕生的社会实践中随时结合特定的情景摸索说话的艺术，不断有所提高。这虽然还不算培训，但总比让人的说话能力一辈子处于自然状态、毫无有意识的追求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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