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这本翻开的书页上，已有梭罗、普里什文和利奥帕德几位大地阅读的先行者留下了足迹，他们在不同的国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阅读大地，并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自然文本。
享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他自称是一个“风雪和风雨的观察员”，1845年7月4日，他拿着一把斧头，独自来到离波士顿不远的瓦尔登湖边，借爱默生的一块荒地，为自己盖了一间小木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他在这个被爱默生称为“神之滴”（神的一滴泪水）的湖边打猎、种豆、伐木、捕鱼、收获，也在湖边倾听风声，观察四季的物候变化，沉思人生和抚慰灵魂。“生活有千万种，为什么我们只过一种？”他用一种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方式来进行他自己的人生实验——简化生活，回归自然。梭罗在美丽而宁静的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他把自己记下的观察体会，思索和分析进行了整理，完成了一本被后人公认为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它的中文版译者徐迟先生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瓦尔登湖》是一本静静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它只适合在“寂寞和恬静”时阅读，静静地读，读得静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尔登湖》是属于心灵的。梭罗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在现实的世界里，现代文明改造和穿越自然环境之前，是否也该多一些自省与自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尔登湖》又是属于现时代的。由此，可以说《瓦尔登湖》在阅读空间中占有两个起点和终点，那就是心灵和现时代。
梭罗原是个要在人世有所作为而不是个出世的人，然而在两年多的湖边生活后，他看破了“红尘”，感到人世扰扰，荣华富贵，不过是一个人的贪婪，他要对之心平气和，一无所求。当然，一个人从对人世有所求到无所求，这是一场艰难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按照梭罗的这条起伏的心灵历程，不知能否多一份理解和感悟。在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里，要一个人对生活无所求，那是苛刻，但对“所求”多一些节制，则是理性。我们无法也无需戒绝自己对生活的“所求”，但同时是否也该有些出世的精神来面对这个不复简单的世界？在越来越考究的生活中，心灵的罗盘仍固执地指向简单和质朴。因此，斑澜的VCD节目和浓酽的咖啡之外，读一读《瓦尔登湖》，让心沾染一点湖水的静谧清凉，多一份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躁，其实已不是时髦，而是必需。
种豆、筑屋、焙制面包，对大多数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来说，都是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在今天，城市生活越来越便捷和考究的今天，又有谁向往这些呢？而且在地皮越来越紧张，自然生态环境日益萎缩的今天，有此梦想的人又能到何处实现呢？现代生活给人生存制造了几乎随心所欲的舒适，水泥建筑抒情地摩天，水泥路面光洁少尘，而地下水却在不断地下沉，天空出现臭氧空洞，酸雨腐蚀我们的视觉。我们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又给自己埋下了生态的陷阱，因而只能用回归自然来安慰自己的无奈。我们的祖先在被自然奴役时，敬畏自然，崇拜甚至神化自然，而作为子孙的我们，却颠倒过来，蹂躏与奴役自然，称霸自然。然而，笑容还没来得及绽放，历史这块魔方已经轻轻地从正面翻转到了反面：水土在流失，大地在沙漠化，物种在减少，人间变成污染的烟尘世界，自然又在笑傲称霸人类了。如果我们少一些贪婪和欲求，少一些索取，又怎会遭受这些戏剧性的嘲弄与惩罚呢？梭罗在书中这样表述：“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给“我”什么真理？细品《瓦尔登湖》，不难看出这真理该是：热爱自然，创造生活。
大地上的阅读者并不孤单。二、三十年代，前苏联涌现出了一批擅长描写大自然的诗人和作家，米·普里什文（1873—1954）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位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农艺专业的农艺师，毅然弃农从文，潜心研究民俗学和物候学，走遍俄罗斯中部、北方和远东地区，写出大量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作品：《在飞鸟不惊的地区》、《大自然的日历》等。作品里充满着欢乐、光明以及对一切生灵的爱。在他的笔下，有开花的草，水滴和石头，水的歌声，白桦、秋叶、树根，有乌鸦、田鼠、啄木鸟，有幼芽发光的晚上，最高的一片树叶，感到冷的小白杨，有记性的松鼠，他不是用笔在作素描，而是用他那一双慧眼，看到诗和诗以外的东西。普里什文热切地关注着自然，愿意为“每一片从树上飘落的秋叶写一部诗”，赋予自然以人的思绪和情怀。他在书中写道：“我长久地浪迹天涯，终于明白，大自然中的每个新的一天，都是大地上还从未有过的一天。这一点，如果我要在一切平凡之物中寻找某种新的非凡之物，难道不也是一个发现吗？”深入他的作品，有如顺着依稀可辨的小径，去探访百草馥郁的密林，去探访密林中低吟浅唱的泉水，从中细细体会这位理智高洁、心地率真的人所特具的各种思想和心情。1933年，就在高尔基发表大骂“暴君”的文章之后，普里什文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人参》，小说描写了北方山林的绚丽景色，用人参象征大自然的生命力，歌赞人的创造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哲理思考。
在有生的81年的岁月中，普里什文几乎总是在俄罗斯大地上旅行。他告诉世人：“我的亲爱的人们，只要回想起自己的小径，真有说不完的话，我的脚踏遍了森林、草原、山丘，到处都有我的家……”他在1954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和今天天气都很好，这样好的天，会使人醒悟，觉得自己健康。”他还渴望出去旅行，但就在当天夜里，他安然辞世，永远地回到了他热爱的大自然中。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则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他身体力行，倡导自然保护运动。他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个荒弃了的农场，称其为沙乡。十多年来，他和家人在这里进行着野生生物的保护和管理，他们将此作为主要的家庭事务。冬天，他们给鸟喂食，细心地给它们戴上环志；春天，在大雁南飞的咕咕声中，他们种植松树；夏天，他们播种和照料野花；秋天，他们观察冬眠前各种动物的奇异骚动。在所有的季节，利奥波德都作着生物气候的观察记录。他们身体力行，以虔诚的态度面对自然。沙乡虽是贫瘠的，然而也是充满生命律动的，“有一些鸟也只能在沙乡发现”，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喜欢僻静，沙乡便是一个真正的、理想的所在。沙乡的经历，对利奥波德显得极为重要。正是他与沙乡融为一体，与大地亲近厮磨中，才逐步认识到自然的可爱、土地的可贵、绿色的可亲，才改变及形成了他的生态观。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及教训后，他希望人们对土地普遍地投入一种热情，希望政府对土地与野生生物更有效地加强管理。他写成了一本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年记》，在这本书中，利奥波德不仅描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而且从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了“土地道德”的概念，把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并坚信，通过了解和热爱，就会产生一种行为上的道德责任感，从而维护这个共同体健全的功能。这个共同体就是土地，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利奥波德把土地看成一个由人与其他物质相互依赖组成的共同体，人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利奥波德在文章中表述了土地的生态功能，以此激发人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尊敬，强化人们维护这个共同体健全的道德责任感。他认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利奥波德的这种伦理观念不同于以往的佛教、自然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提出的伦理观，是从地球环境总体的角度上提出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伦理观念。利奥波德在书中向人们呼吁：“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这是利奥波德在半个世纪前向全人类发出的建立一种全新伦理观念的呼唤。
这些大地的阅读者们扎根在大地上，与风景为邻，与生灵为伴，与大地同呼吸、共冷暖。他们愿意潜下心来，感受自然，体认生命，以心灵为纸，将大地上的事情记录下来。读他们的作品，你会觉得他们是大地上一株摇曳的花草，一株会思想的花草，春华秋实，一岁一枯荣间，将大地上的事情一一阅尽，了然于胸。
向阳屋檐下落下的第一滴冰水，啄木鸟初次发出击鼓般的声音，大青鸟纵情高歌，家雀筑巢，蚂蚁搬家，蜗牛伸出触角试探天气的晴暖，土地苏醒的气息……正是从大地上的这些事情出发，大地的阅读者们为我们复活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一个可爱的大自然。现代人的短视与肤浅在于，只有当一些熟识的、习以为常的事物失去时，才会念起它的好，才会想起原来它与自己还有这样一份密切的联系。在物欲的驱使下，物种灭绝、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江河泛滥，天空蒙尘已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失去生机的大地是不可想像的，失去与自己为伴的生灵的人类也将是孤寂的。这些大地的阅读者们深切地体会大地的律动和脉息，告诫我们“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
阅读大地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全情投入，一株野草，一只小兽的命运牵动着阅读者们敏感的心思。阅读大地并不仅仅是窥视大地的秘密，而是要以大地的深厚、平静和质朴来挖掘生命的本源与精神原点；用清澈的目光，不带任何功利的色彩来打量大地上的一切，来体认善良、宽容、谦和、淳朴、友爱、和平与宁静，这些人性中未受污染的最本真的部分。心灵归真，物欲归零，阅读大地是精神的一次历练，原野上的风为思想淬火，坚定我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忠贞。
我们习惯于对山水风景投以关注和垂青，的确，它们是大地上的奇崛之处，但大地那些朴素的儿女们却更贴近自然和民间，呼唤我们对自然的回归与亲近，呼唤我们于山水之外，留下更多的注视和关怀。
大地之上，心灵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回响：热爱自然，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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