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伯父钱基成逝世于1920年，那时钱家还没有造绳武堂。其叔父钱基厚（孙卿）写过一篇《七尺场住宅记》说得很明白：“七尺场住宅者，吾父祖耆公所遗，在无锡诚之西偏，地信二亩四分八厘八毫……尚伯兄子兰奉父命所置。民国十二年癸亥，先建前屋两进。”民国12年即1923年，那时钱基成已过世三载，文中的“伯兄子兰奉父命所置”并非指造屋，而是指置地，这样才讲得通。因此后文中说“西三间，长嫂毛夫人及侄钟书居之……是为前正屋，此皆叔兄（钱基博）佐父经营，故亦奉父以居”，钱基成未进过绳武堂，因此没有他的住处。
那么父亲拷打，伯父伤心到底发生在何处呢？应当是在钱家早年租住的一个宅院里。杨绛先生在她那篇《写〈围城〉的钱钟书》中提到过这所宅院：“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无锡。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亲友介绍了一处，我父母去看房子，带了我同去。钟书家当时正租居那所房子……他们五年后才搬入七尺场他们家自建的新屋。”后来钱钟书告诉杨绛：“门前有个大照壁，照壁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叔父婶母住在最外一进房子里，伯父伯母和他住中间一进，他父母亲伺奉祖父住最后一进。”看样子，钱家租居的大约是平房，因此伯父“在楼上急得跺脚”恐怕也是不可能的。据钱孙卿《孙庵年谱》记载，钱氏建造绳武堂之前曾在无锡城里租住过不少人家，1915年至1919年租大河上侯宅，1919年直到搬进绳武堂租的是留芳声巷朱宅，这些宅院早以踪迹全无。杨绛当年去看房子的所在大概是大河上侯宅罢。
钱钟书住进绳武堂后也是挨过父亲打的。钱家搬进七尺场钱绳武堂是1924年，从上年开始钱钟书和堂弟钱钟韩就到苏州桃坞中学上课了，只有寒暑假回无锡住。据李洪岩等人考诸清华大学旧档，1925年秋到次年夏天钱基博应清华之聘北上任教，当年寒假就没回无锡，少了拘管的钱钟书着实读了些小说，直到假期结束，才恍然记起连课本书角都没翻过。1926年暑假父亲赶回来考问功课，儿子的文章不文不白，用字庸俗，气得父亲把他痛打一顿，“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杨绛先生的《写〈围城〉的钱钟书》中将钱基博在清华时间误记，提早1年）。这顿好打激起钱钟书发奋读书的志气，他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长进，还偷偷学起做诗来。因此，钱钟书与陈石遗的交往，始自1926年到1929年考取清华大学期间。
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钱氏兄弟转学回无锡，钱钟书住在绳武堂一直到1929年去北京。随着钱钟书文学天才的崭露，他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好过起来，钱基博甚至叫儿子捉刀，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作序，一字未改就交给了钱穆。“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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