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逝世，我写过一篇短文《学者与文人》，刊于杂志上，后编入拙著《续封神》。文章一共才二段，第二段事实上也就是结论，谓：“如今，钱钟书先生也已作古。回想十八年前，他曾因误解，不经意间将杨廷福教授目为文人，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是严守学者与文人的界限的……反观时下，不求甚解、轻薄为文的文人，又何其多也；更让人忧心的是，某些学者小有成就，便彻底文人化，浮光掠影，追名逐利。由此看来，关键还是两个字：学风！”近读《中华读书报》所载《学人乎？文人乎？》，将我的这篇短文概述一遍，然后断言“我很怀疑这则随笔所言钱先生自称是‘学者’的真实性。”“很难设想钱先生会对杨廷福先生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这里，我不能不郑重其事地说，作为严肃的有著作行世的历史学家，无论是杨廷福教授还是我本人，决不会向壁虚构，编造故事，给钱钟书先生“佛头著粪”，或在“昆仑山”顶洒花露水。老实说，我很敬重钱老，但对于有些人把他抛向云端，戴上“文化昆仑”的高冠，热炒什么“钱学”，心甚厌之，不会也无需拿钱老做文章。我的前述短文，不过是悼念钱老的一点感想罢了。令我纳闷的是，《学人乎？文人乎？》的作者，引张三、李四的话，说东道西，要人们相信，钱钟书先生心目中没有学者、文人的界限，甚至文人高于学人。且不说，举世公认钱钟书先生是位大学者，有谁说他是大文人？只要是学者，提到文人，很难不想起顾炎武对明朝文人，尤其是浮薄浅鄙的江南文人的抨击。除了上文作者引述的人们比较熟知的那二条外，又如《与人书二十三》：“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亭林文集》卷4）《吴同初行状》：“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同上，卷5）《山阳王君墓志铭》：“往余在吴中，常郁郁无所交”。（同上）《窃书》：“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集释》卷18）如此等等。杨廷福教授著有《明末三大思想家》一书，熟读顾炎武的著作，虽然他与钱钟书先生的聊天，是随意式的，但他一听到“你是文人”，怎能不想起顾炎武对明末江南文人的种种抨击，何况他也是江南人。
是的，今天我们已无法起钱钟书先生九泉之下而请教矣。但我坚信，他决不会将学者与文人划上等号，甚至视文人高于学者。事实上，他对那种名声满天下，却学风粗疏，不愿在资料上花苦功夫，越来越文人化的学者，是不以为然的。且举一例。上述文章作者一开头即抬出某人，引他的话作旗帜。正是此人，最近在《文学报》上（总1290期）用告别革命的方式告别钱钟书，居然说：钱钟书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的价值？好像杯子古今中外各种文字里怎么讲，有很多，钱钟书那知道，可是到电脑出来，就记得更全，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的成果，没有擦出灿烂的明珠来。——我不相信此人认真拜读过《谈艺录》，特别是巨著《管锥编》，否则怎么能说出这样浅薄的话？电脑能制造出《管锥编》吗？《美学历程》资料讹舛甚多，被某杂文家讥为“几乎每页都有错误”，他如此神化电脑，何不用电脑纠正那些谬误？然而是根本办不到的。对此人的奇谈怪论，伍立杨先生拍案而起，著文《学问死于足下》（《库尔勒晚报》8月3日），予以痛斥：“他说电脑就能做这样的工作，其口吻等诸街头小儿。”语虽不够温柔敦厚，但堪称点出实质。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钱钟书先生在致某美学史专家的信中，就批评此人“无米而炊，无哀而嚎，真才子也！”看了他在《文学报》上的宏论，就越显钱老的知人之明。
谁愿当文人，谁愿当学者，人各有志，悉听尊便。但是，都不应“无米而炊，无哀而嚎”，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