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编，本人正好有话要说，就借此话头谈谈。
我国古来有“选家””注家”之称，选家、注家同著作家一样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同著作家一样不易，同样为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选家，不但需要眼力，即水平，而且更需要吃苦精神。因为这选，须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选，没有大量而细致的阅读，便谈不上选。身为太子却好“讨论坟籍”的萧统，以“文章著述”为志，“有书几三万卷”，好读书而强记忆，才有了著名的《文选》及后世的“文选学”。吴楚材、吴调侯继承家学、“日以古学相砥砺”，才有了备受人们称赞的《古文观止》。受到普遍欢迎的《唐诗三百首》，是“少工制义”、曾两校省闱的蘅塘退士孙洙“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而录成的。因为他们在所选之书里倾注了各自的无数辛劳，所以此数书皆为后代学子的必读之书，于中华文化贡献甚大。近世选本，如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龙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还有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不但选者皆为行家里手，而且极认真极辛苦，都是大量阅读后的精心遴选。钱钟书先生选宋诗，“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而且，并不仅仅是“翻看”。一本并不厚的《宋诗选注》，钱先生“晨书暝写细评论”，不知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即使不是选一个时期之作而是只选某一作者之作，也要将那作者所作全部读后才好选，如冯至先生选编的《杜甫诗选》、游国恩李改之二先生选编的《陆游诗选》等。眼下肯吃苦的选家虽说已少得可怜，但如前人那样以笨办法来选、切实为文化事业做贡献者，也还是有的。如毛谷风先生遍读汉魏六朝至近代五言绝句而选编《历代五绝精华》，星汉先生出入各图书馆查阅资料并行程两万余里实地踏访而成《清代西域诗辑注》。本人读这两本书时，便非常佩服这两位选编者的吃苦精神。
朱铁志之文本是为了替自己辩解，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此文却正好说明了他的偷懒。他大概不解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的选，就是让作者替他选。所谓“再根据自己一年来对杂文创作情况的总体把握选编”，不过是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不是全面而认真地阅读、比较，而却是对“情况”的“把握”。没有大量阅读，何来“把握”？每年发表的杂文不知有多少，选一年“最佳”之杂文，谈何容易，怎么能把眼光只落在五六十个作者身上呢？况且他连这几十个人的杂文，也未能全部一读，而只是请他们“自选”。请一些作者“自选”，乃是一个极省事的选法，比起古人那笨办法来，真是轻省得没法说。所以朱先生已选了好几年的“中国最佳杂文”，并表示还要继续这样选下去。如此选编的杂文选，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人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而朱先生的答辩文却还说，他这种先确定作者再约其作的选编“是为大多数杂文作者认同的”，他选编的杂文选“是一份较为完备的资料”，读了教人甚觉好笑。
朱铁志的选法，很有代表性，是如今选文选诗的通行选法。如今各种文选诗选令读者眼花缭乱，如古人那样费时费力去选编者自然是极个别者，一般都如朱铁志一样，既要选却又不肯下苦功，便请作者甚至只是请选编者所联系的作者自选其作寄来，就算是选编者选的。笔者余事作诗人，就曾多次收到诗词选编者的信，要我自选拙作寄去。
尽管朱铁志说他选编“最佳杂文”，“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在“做选本文化”，是“建设性工作”，但却显然缺乏认真精神和吃苦精神。今之选文选诗者，如果真是“一不图名，二不图利”，确实想为文化事业做点贡献，那就应该如毛谷风、星汉二教授那样，既具备相应的能力，又能吃苦，以大量阅读、仔细比较去选。否则，还是不以选者自居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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