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此消息之后，记者首先联系上了《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责任编辑。该书责编杨雯女士表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文章。对于秋石所提出的书中史实的出入，杨雯谈到，海婴先生年事已高，且本书的写作时间较长，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人帮助做了包括核对史料在内的一些工作，且编辑工作也不可能做得无懈可击，所以，该书在部分史料上有出入是情有可原的。至于秋石认为读者所能从书中汲取的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杨雯则认为，对于图书的质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编辑部和周海婴先生都接到很多读者的来信，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周先生以自己独特的身份来看鲁迅先生，视角新颖，更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也更能得到读者的认可。鲁迅先生和其家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中的另一面。关于应留给后人怎样的鲁迅遗产的问题，杨雯说，周海婴先生自己表示，他不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只是觉得自己70多岁了，应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东西说出来。
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风波的发难者秋石，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以避免炒作嫌疑的秋石却向本报郑重表明了态度。他强调，撰文质疑《鲁》一书，绝不是对具体个人有意见，只是为了弘扬正气。任何尊重鲁迅、爱护鲁迅的读者都不能容忍这样一本从头到尾史实、事实错漏百出的书。鲁迅的儿子连鲁迅的书都不看，是谁也想不通的；但是儿子要给父亲脸上抹黑，谁也不能答应。责编提到周海婴先生年事已高、写作时间长等，秋石认为不成其为理由。至于请人帮助核对史实，秋石更认为是著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至于责编提到海婴先生是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写作此书，秋石表示他无法理解周海婴先生只是记得母亲月经失调（在书中描写过两次），而不及其他。这甚至在中学生中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秋石提到，该书流传到了台湾，种种失实之处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秋石强调，他只是就事论事，不涉及人，但落实到一点上，就是要尊重鲁迅、爱护鲁迅、高扬鲁迅精神的旗帜。民族魂是不能轻辱的。秋石认为《文艺报》刊发他的文章时所采用的标题正是他要表达的意思，而《文汇读书周报》转发时加上的题目未免曲解了他的用意。
另一当事人周海婴先生到目前为止未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周海婴的家人认为此事不值一提，并表示，与秋石没什么可交流的。
双方争议的焦点牵涉到鲁迅。为此，记者特意采访了几位国内鲁迅研究的专家。不少人表示，不愿意对秋石撰文质疑《鲁》书一事公开表态，对《鲁》书不予评价。他们认为，《鲁》书印刷量这么大，影响这么广，究竟有没有价值，还是让读者和时间来检验，他们绝不会卷入这些争议之中。王景山教授表示，自己只是爱好鲁迅作品，从爱好其文到爱好其人，因此最关心的是普及鲁迅作品和弘扬鲁迅精神。周海婴的《鲁》一书及秋石的撰文自己均无研究，只能说点读后印象。他认为，不能把《鲁》一书看成是有关鲁迅的回忆录，更多的是周海婴自己七十年的回忆录，想写什么、能写什么，只好由他。更不能把《鲁》一书看作一部研究鲁迅的学术著作或鲁迅传记，因此也难以苛求。但书中史实时有错讹，疏于考证，则是不该。他肯定了秋石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争中可贵的认真和严谨的态度。而周海婴对史实或提出质疑，或提供信息，似无可厚非。关于“鲁迅遗产”的问题，他认为，鲁迅的著作才是留给后人的主要遗产。记者还电话采访到朱正先生，他认为，《鲁》书作为消闲读物来读，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作为鲁迅见证资料的书来说，则意义不大，如作为史料来看，则错误甚多了。提到鲁迅精神遗产的问题，他指出，假如图书能带给读者健康的休闲也未尝不可，不必把任何出版物都拔高到遗产的地位，但著者应对读者负起责任来。他认为秋石的文章还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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