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来，伴随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日趋繁荣，学术史研究一如众多相邻学科，愈益引起学者关注，喜呈方兴未艾之势。其间，不惟若干有分量的断代专题论著陆续问世，而且贯通数千年的成卷帙作品，亦纷纷酝酿。行将刊布的《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便是这样一套通古为史的崭新力作。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近二十年间崛起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学风严谨，成就斐然，业已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中坚。他们充分发挥一己的学术专长，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强劲的群体优势，从而赋予丛书以厚重的学术分量。丛书上起先秦，下迄明清，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深信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当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撰《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各位教授，以他们的学术实践表明，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把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路径揭示出来，恐怕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方向。
研究学术史而与社会史相结合，这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前辈诸大师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好传统。钱宾四先生是中国学术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示范。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和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乾嘉经学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之所论，在如下几个方面，尤称创获。
第一，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是一个后先相承的整体。循此以进，宾四先生将论学的重点摆在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先生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钱先生之所论，高屋建瓴，准确地揭示了从宋学到清学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了论究学术史，必须实事求是地梳理学术源流的道理。
第二，清代的考证学，渊源乃在明中叶以降诸儒。在讨论清代考证学渊源时，钱宾四先生不赞成简单地用王朝更迭来断限。一方面，钱先生既肯定清初诸儒若顾亭林、阎百诗等对乾嘉学术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宾四先生又否定了以顾亭林为汉学开山的主张。他说：“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
惟其如此，所以钱宾四先生认为：“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至于这个“来历”，钱先生则以《四库总目》和乾嘉通儒焦循之所论为据，直溯明中叶以降诸儒杨慎、焦?、陈第、方以智等。他说：“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又说：“里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钱先生的结论是：“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晚近，按实固无据也。”（同上书上册，第四章《顾亭林》。）
第三，把握学术消息，不可脱离社会历史实际和环境变迁。钱宾四先生就此指出：“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同上书《引论》。）将学术变迁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规律，这便是钱宾四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为学方法论。
就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而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具体做了三个方面的剖析。
首先，是对经学考古之风与八股时文关系的论究。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以宋学中人姚鼐、李兆洛之所论为据，指出：“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继之又引王昶为惠栋所撰墓志铭而阐发云：“此亦以乾嘉经学发车刃，针对当时之时文应举言也。”最后则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述而得出结论：“谓乾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同上书上册，第四章《顾亭林》。）
其次，是对理学不振缘由的探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辟出专章，通过李绂学术的论究，以觇一时理学盛衰之根源。对于李绂学术之历史地位，钱先生评价甚高，认为：“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在回顾李绂一生浮沉宦海，几度濒于不测的遭遇之后，钱先生指出：“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又曰：‘公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原注：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正是以李穆堂学行的梳理为典型事例，钱宾四先生遂得出一明确之认识，“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实为历史之必然。（同上书上册，第七章《李穆堂》。）
再次，是论证清廷的政治高压对学术发展的严重桎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首章，钱宾四先生即提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的主张。对于明清更迭之后，清廷政治高压予学术的恶劣影响，钱先生尤为关注。
由嘉道而反观前此近二百年之清代前期历史，钱宾四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遂得出“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的答案。钱先生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少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同上书下册，第十一章《龚定庵》。）
先师杨向奎拱辰先生，早年问学于钱宾四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享九十高年而将宾四先生之学术发扬光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拱辰先生撰文论清代初叶学术有云：“结合清初社会实际而谈学术思想，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之一。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之社会相关。”（《清初学术思辨录序》）2000年7月23日，先师走完一生之奋斗历程。辞世前未久，拱辰师向学兄李尚英教授回顾数十年之为学追求，再度指出：“我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但我深知，要研究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就必须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而古代思想和经学，正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开始的。”（《杨向奎学述·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研究》）。
本钱、杨二位大师之教，谨以上述一孔之见奉政于《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诸位著者和编辑，并请读者诸高贤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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