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们上大学三年级，学期末全班同学到宁沪一带实习。途经镇江，玩了一天。下午在火车站候车时，和同学常君去逛附近的书店，我一无所获，他则意外地发现一本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这是书店里仅剩的一本，有残缺，印装也很粗糙。但他还是如获至宝，买回后在扉页上签名、盖章、说明购自何处，然后用牛皮纸包上书皮，还忍不住当众念了一段作者在前言里封给苏东坡的一堆头衔。他毕业后留在系里教书，为女儿起名“心远”（陶渊明句），他的一位同事的女儿则叫“相宜”，似乎在“亲苏”的距离上让他逊了一筹。我那时想，身边还竟有几个“苏迷”朋友。
现在看来，他们还算不上“苏迷”，至多不过“小巫”而已。真正的“苏迷”在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当中。
例如韩少功说，苏东坡“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例如余秋雨问：“中国几千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最狂热的例子是女作家方方。她曾以“喜欢苏东坡”为题作文，末尾有这样一段话：“我喜欢苏东坡有些入迷，甚至听不得别人不喜欢苏东坡。如有听之，便一定是红下脸来，意欲一争高低。这种态度，使得我家先生一次不由得问：如果你同苏东坡活在同一时代，你是不是会嫁给他？只要苏东坡肯娶我的话，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不知道，能成为世上第一个阅读苏东坡诗文的人，能一天到晚听到苏东坡谈笑风生的人该是怎样的幸福！”按说喜欢谁，喜欢到什么程度，属个人好恶。但作家的文字有着推己及人的导向效果，一旦妄下断语，又失之准确和缜密，难免会铸成社会认识上的错见。
苏乐坡确是一个智慧和人格都出众的人物——诗文过人、屡遭算计而能豁然对之、富有情趣、拒绝流俗。他是今天不少读书人心中光环不退的完人的化身。但苏东坡毕竟生活在一千年以前的11世纪，我们可以评价他的作为（这种评价也绝不是跨时代的），却不可能和他有直观上的交流、从一举一动中感受到他的魅力。一个完全生活化和形象化的苏东坡是不存在的。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稿意见内提到，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哲学，往往离不开现代人的立场，从而也就无法真正接近古人的思想，“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他视其为一种“附会之恶习”。评价前人的思想如此，评价前人的举止当更不例外。“苏迷”们的误区，便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用想像力把苏东坡塑为一尊没有弱点的身边的偶像，而违背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想像和实际，从来就是两个概念，何况是隔着一千年的两个概念。苏东坡也是人，关起门来看，在他的身上不可能没有盲点，没有陋习，没有委琐或晦暗的一面。丘吉尔说，仆人的眼里没有伟人。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任何意义上的伟人，也适用于任何档次上的追星族。
中国历来不乏思维倾向走极端的文人，因而历史及历史上的人物，常常不是被放大，便是被缩小。孔子两千多年前倡导的中庸，今天仍可见其针对性。作家因职业所限，缺乏对历史的系统和深刻的认识，更容易落入偏颇的怪圈。在很多当代作家的笔下，苏氏被拔到了离谱的高度。如“中国的文化倘若将苏东坡连根须带枝蔓地挖取出来，我相信整个文化史都会因之而失重。”（方方）又如“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苏东坡）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李国文）这些显然带着爱屋及乌和先入为主的色彩的评价，实为由迷而偏的文人习性所致。按照这样的逻辑，一部中国文化史就只剩下“文学”两个字或一个“苏”字了。周敦颐说：“文以载道”。就文化史及其对社会的推动而言，思想意义上的贡献，要远重于文学意义上的贡献。十几年前发行过一套邮票，按界别取宋代四个历史人物，分别为赵匡胤（政治）、岳飞（军事）、毕升（科技）、苏轼（文化）。邮票的发行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当时就曾引起商榷，有学者指出，能代表宋代文化史的首选人物应该是王安石、朱熹或司马光，还轮不到苏东坡。这是一种能量出个人魅力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距的意见。
现在，作家也经常关及历史，他们对历史人物的想象，有时是很有诗意的。但历史就是历史，来不得什么想象，鲁迅说，评价历史，“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还原历史和解析历史都不是一项仅靠才气可以成就的工程。不然，基石既毁，再神奇的殿堂，又何以为固？
话题再扯远一点。中国古代，文人蒙冤的现象很普遍。如何面对逆境，以人物为准来划分，无非屈原、司马迁、苏东坡三类。倘言推崇和敬仰，从民族精神上着眼，我以为当数司马迁为第一人，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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