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大学，按理说来应有密切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半段的作家名单中，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朱自清、闻一多，等等等等，都是经常出入大学之门，或被大学聘为教职，或选择大学作为诗意的精神生存之所。大学因有作家而彰显慧性灵光，作家因有大学而愈重智性理趣，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取得“双赢”效益。
但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下半段，作家之与大学似乎水火不容，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人们更多听到的是：著名作家×××、×××只有初中或小学甚至文盲的文化水平，却写出了名动一时的作品。因此，“大学不培养作家也不需要作家”，“作家不是由大学培养的，作家不必进大学”，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就成了社会公众的集体无意识，于是相沿成习，作家与大学无关已成常态。所以，当20世纪末浙江大学聘请香港武侠作家金庸担任文学院院长与博士生导师时，才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至今还有媒体时不时披露一下金大侠在浙大的行踪。
我个人认为，大学与作家或作家与大学，理应有密切联系，这是常态；倘若两相脱节，这才是非常态。
有能耐有本事的作家在大学担任教职，这是大学之幸。作家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实践者。作家的劳动，绝对不允许有精神产品的复制、克隆，否则就是抄袭他人或重复自己，就是平庸与江郎才尽。作家投入精神产品生产的姿态、灵性与成果，决定了作家这个行当是一种充满精神亢奋、灵感迸发、遥吟俯畅、逸兴遄飞、华彩四溢的创造性职业。世上任何职业都可以经过考试持证上岗，只有作家这一行当无法考试，因而也无法持证上岗。大学的中文系，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专业，倘若能延聘一两位（宜少而精）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作家担任教职或兼职或定期开设讲座，这对改善多少有些沉闷呆滞的经院式风习、激活课堂灵性、张扬创新思维、点燃青年学生心中潜伏的文学圣火，都是大有裨益的。中文系请王蒙、余华、陈建功、毕淑敏等作家为学生谈谈自己的创作甘苦、谋篇布局，再由专授现当代文学的教师加以点评分析，如此“双向互补”，必然大大有益于学生对作家文本的解读与对文学女神的认同。与作家面对面的对话、沟通，这实在是文学教学的“多快好省”之道。可惜这样的场景在今日大学少之又少。
大学需要作家，作家也需要大学。一个有出息、有眼光、有远见韬略的作家，应该设法走进大学之门——即使不能被聘为教职，也应去做点讲座或进修、读研、攻博——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不要把大学设想为充满枯燥考试与呆板面孔的一潭死水，也不要视大学为高不可攀高深莫测的神秘殿堂。其实，今天的大学很实在很开放很有人情味也很平民化。今天的大学教授一样要上街买菜东张西望讨价还价，一样要为生计谋稻粱谋子女谋。所以进大学之门并不难。
对于作家来说，大学有两大特色是最有现实意义也是最吸引人的：第一，大学充满人文氛围。大学尤其是综合性大学，文理兼备，学科众多，人才济济，有经常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报告、博士论文答辩，有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多多少少都会有花木葱茏的绿地园林。大学的环境为作家提供了一种最佳的人文气息，这里有思考，有论辩，有静坐，有苦读，有教学相长，有传道授业解惑，远离股市焦虑生意算计官场谋略世俗红尘。第二，大学充满青春氛围。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单位、行业、机关，只有大学永远充满青春的面孔。十七八岁的大学新生，二三十岁的硕士生、博士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学校园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永远有青春的气息与心跳，有创造有爱情有拼博有热血沸腾有意气风发，当然也会有年轻人的幼稚、偏激……
一句话，大学是人文之源，青春之地，精神生命的诗意栖居之所。如此环境，正是一个随时需要吞吐吸纳人文精神与永葆创新思维、青春激情的作家所需要的。金庸离开红尘万丈的香港选择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作为晚年的居地，贾平凹虽然口口声声宣称商州情结，但他却把工作室搬到了西北大学的高楼，冯骥才也在天津大学挂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招牌，而毕淑敏则一头扎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得了文学硕士学位还不够，还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
金贾冯毕之举实在是明智之举，聪明人之举。可以肯定，未来的大学将会吸纳更多的作家，未来的作家也将更多地走进大学。一旦作家与大学结缘，有了紧密联系，我相信，中国文学飞黄腾达之时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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