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看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提到当时的下放：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
读了这段文字，心头也不由地“不忍”起来。想当年的高干子弟，当了知青回京探亲，去莫斯科餐厅或者新侨饭店吃西餐，因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惊人让服务员目瞪口呆。饱汉不知饿汉饥，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平伯猛吃烤鸭，大概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老夫聊发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显然遭遇了一番磨难。他在干校待了一年多时间，搓搓麻绳，看看厕所，干的是轻活，毕竟年岁不肯饶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已有不少文字报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赋诗记录：
炉灰飘坠又飘扬， 清早黄昏要扫床。 猪矢气熏柴火味， 者般陋室叫“延芳”。 螺虫师壳里且盘桓， 墙罅西风透骨寒。 出水双鱼相照活， 者般陋室叫“犹欢”。
俞平伯早年曾与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可是出去没几天，就仓皇地跑了回来。学费当然是个问题，没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说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约算不上冤枉。俞平伯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记得“文革”后期，有一次请他吃饭，来了几位老先生，都是会吟诗的，吃着喝着便诗兴大发，抑扬顿挫朗诵起来。做小辈的轮不到上正桌，俞平伯吃着吃着，突然童心大发，离桌来到我们这帮孙子辈面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我只记得怪腔怪调，一句也没懂。
俞平伯是个典型的才子。记得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大学问家，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于名师。俞平伯两条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国藩弟子，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是新派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常把他尊为一家。平心而论，他的散文并不算太好，文白交织有点拗口，还有点洋腔洋调。说好，是因为有才，说不好，是因为略有些卖弄才。
当然，卖弄才也是孩子气的另一种表现。俞平伯的看家本事，还是旧学根底。他的文言文如火纯青，对唐诗宋词有独到的领悟能力。他的字和旧诗都是一流的，同龄人中间，达到同等高度的人并不多。俞平伯生于上世纪的千禧之年，在他所处的时代，旧学问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结果他一身好本事，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展开。不管怎么说，还是属于幸运，针对上个世纪的动乱，好歹也是善始善终，虽然不得志，却还算不上太“郁郁”，因为他一直活得比较天真。
看朱自清先生日记，常可以看到俞平伯闹加薪。他们是好朋友，朱自清当了系主任，俞平伯要闹，当然是纠缠他。朱颇有帮不上忙的苦恼，在清华，没有洋文凭，照例要吃些亏。少爷脾气的人通常不太会过日子，公子哥儿都是花钱的主，用钱胜于挣钱。上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得天下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持赞成态度的重要原因。历史地看，虽然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人民群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俞平伯不止一次受到批判，最著名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还有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干校，说到底还是公子落难的小插曲。他的生活待遇大多数情况下是好的，是一级研究员，是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没有《红楼梦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运动中点他的名，俞平伯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世俗影响。败是这本书的批判，成也是这本书的批判。本来很简单的学术之争，于是上升为一场阶级斗争，而《红楼梦》也逐渐成为“显学”，谁都来插一杠子，都想成红学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学热闹非凡，动辄又把俞平伯当名角搬出来，真让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岁，死前得到了很多荣誉。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到50年代初期，俞平伯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这一出版，很决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平伯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摘自《万象》2002年11月号，叶兆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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