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出版社出版
日前，《费孝通文集》的编者建议我把一生翻译的作品集中起来编印出版，作为《文集》的补篇，我同意编者的这个意见。因为我出版《文集》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像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思想变化过程的一个“标本”。我想，我的这些译作的内容是可以包含在我的思想里的，它们在我的思想变化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实际上这些译作同我的写作是平行发展的。
记得小时候，大约上初中的时候吧，我就翻译过一些童话，当然这些东西已经不容易找到了。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本印成书的译作就是乌格朋的《社会变迁》。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社会变迁》这本原作是我到北京上学以后，一次假期回苏州，在东吴大学的图书馆里借到的。看过以后，觉得这本书能够比较完满地回答我在考虑社会变动时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因此萌发了把它翻译出来的愿望，就利用假期把它译了出来。译稿一直放在手边，没有想到要拿去发表。
后来我结识了王同惠，一次谈话时我提到想要学习法文，她说她正好翻译了一本法文书——《甘肃土人的婚姻》，建议我可以用这本书做教材边校边学。因为我和她曾经有个“对等原则”的约定，所以在我校阅《甘肃土人的婚姻》的时候，她也要为我校对《社会变迁》，以此作为我们两人共同的学习成果。然而，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王同惠已经在大瑶山里牺牲了，但我还是署了我们两人的名字，作为该书译者。
可以说我的翻译工作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以后陆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记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Sidn ey W ebb著的，论述英国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几本书，但是这些译稿都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毁掉了。
“文革”后期，中印（度）关系一度紧张，我和吴文藻老师及他的夫人冰心女士等人，接受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从外国出版物中搜集有关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摘录下来，汇编成了厚厚的几大本；后来我同吴泽霖先生又把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打印出来。可惜我手里保存的稿子都找不到了。其实那些资料是很有用的，特别是面临当前动荡不定的阿富汗局势，那些资料很有参考价值。也许在外交部还能找到它们。
另外我们还受命翻译了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们早年熟悉的，是一本分量比较重的书。同时我还参加由民族学院研究部主编的有关国外民族动向情报的编辑工作，在工作当中我感到我们对非洲的众多民族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因此想找一本能够比较完整、全面叙述非洲民族情况的书介绍给大家，我看中了《非洲的种族》这本书。早在1936年我在英国留学时，由于对非洲民族缺乏知识，感到需要补课，请示了马林诺斯基老师后，他指定我读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受英国读者重视的书。事实上在1966年上半年，我已经译完了这本书，但是还没来得及出版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译稿丢失。“文革”以后，我重新翻译了这本书，在1982年得以出版。其他一些译本的翻译经过，在各书的译者序言中都有说明，这里不再讲了。
我翻译外国人写的书，始终是和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密切配合的、是相辅相成的，从这些译作中也可以了解到我思想发展的背景，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翻译的东西保存下来的不多，但这几本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群言出版社的同志提出的建议，我没有反对。
（本文为《费孝通译文集》之“译者的话”，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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