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定教授走上科技史研究这条道路，有个有趣的故事：李约瑟博士的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化学部分，应陈立夫先生主持之“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之托，由香港中文大学张仪尊教授翻译，译好后，译稿由香港寄到台湾时，不知何故被遗失了约三分之一。当时张仪尊教授所患帕金森氏症日益严重，陈立夫先生指示在台湾请人补译。其时刘广定教授从美国回来后，在学界已崭露头角，得到人们的垂青，于是此事就请他承担。他本已忙得不可开交，意欲推辞，奈何“师命难违”，便顺从了老前辈的安排。刘广定教授素来严谨、认真，为了译好李约瑟博士的书，他系统、全面地研读了有关著述，这便培养了他对中国科技史的浓厚兴趣。之后，他不但译好了李约瑟博士的巨作，而且在科技史领域里颇有建树。
人所共知，理工科的学术论文易犯的毛病是文意艰深、文笔枯燥，有碍普及。刘教授的文章则无这一弊病，他既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又有很扎实的文史基础，这就使本书观点新颖、文笔流畅、严谨广博，对于同一作者而言，这些特点能兼而有之，是很不容易的。他的选题常是针对广大读者饶有兴味的问题，不附和别人，敢于独树一帜，多角度、多方位地进行深入探究，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述，加上他的文史功力过人，文章生动可读，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观点不一定是最后的结论，更何况他有时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可以看出，他的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研究而得出的，史料与观点相符，能自圆其说，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断无哗众取宠之感。正如席泽宗院士在该书序中所举的一例：1963年，李约瑟博士等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提出：中国从宋代就开始提到的“秋石”，即发达国家近代才合成的“性激素”。此说国人一片欢腾。在这种几乎是一面倒的形势下，刘教授并未头脑发热、人云亦云，他仔细研读原文，广泛阅读有关著述，经过认真的独立思考后，发表论文否定了这一说法。后经许多学者的长期研究及模拟实验，终于得出结论：刘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
刘教授之所以能有出色的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刻苦精神。记得他在1999年返回内地时，与我相约：先去南京讲学后到沪再见面畅谈。但他在宁不慎摔跤，腿部骨折，匆匆返回台北。事后，我很快得知，他已拄着拐杖上讲坛，坐着为同学讲课了！正是他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治学态度，才使他做出了出色的成就。
刘教授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有着鲜明的目的，他认为“陈说过去固然重要”，但找出近代落后的原因，改进工作，“则更为重要”，这就是他能做出出色成就的动力，科技史同行应当以此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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