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
自1976年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是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知道遗体保护存在许多难题，他们怕担责任，同时为了嫁祸于人，都声明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出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依照保卫制度，我也跟随去了。我看见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动现场和路线的警卫。
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到政治局委员江青。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到昌平去你知道不知道？谁布置的警戒线？”我说：“她去昌平我是事后知道的，谁布置的路线警戒我不知道，听说是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
“你马上派人去昌平，把她找回来，中央要开会。”汪东兴下命令了。我立即调了一部警卫车，派了两位警卫干部去昌平找江青。他们在赴昌平的途中，得知江青已经返回北京城区。对这件事，当时我只是觉得江青的做法，不符合历来的程序和规定，但并没有把这事看得多严重。
可了解高层内部斗争的汪东兴，则对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非常的敏感。他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正常警卫体系！第二天晚上，我到汪东兴那里谈事情，又说起前一天江青去昌平的事，汪东兴随即吩咐说：“你马上给刘传新打电话，问清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拨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刘传新说：“刘局长，江青等同志去昌平，是不是你那里布置的路线？”刘传新说：“是的，是她通过北京市委的人通知我们的。”我感觉出他的紧张，又问：“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们呀？按常规路线布置是要通过我们值班室，由我们下通知的嘛。”从刘传新支支吾吾的回答，我这才品出几丝异常的意味。
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然而，军队不是那么好拉的，他们的活动都徒劳无功。
9月30日晚7时，常例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月30日送审的、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悟性了。
10月4日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还叫上了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另一位副政委狄福才，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
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摄影师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呵，10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正一起刮墙皮，为粉刷补修做准备呐。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脸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囫囵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我印象中是看着他从锡福堂、永福堂等堂院西边的路过来的，就以为他一直从南船坞，过了蜈蚣桥，经静谷，?字廊，这么走着来的。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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