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行贿的

该文被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世界足坛黑幕》一书中，我们从中摘录出来以飨读者。

1995年6月26日，我担任教练的斯明纳队同特里亚蒂市的拉达队有一场比赛。当时我们经济拮据，十分困难，已有许久没有发工资了。我们俱乐部的领导层为了节省开支，甚至在考虑有些客场比赛不想打了。恰在此时，拉达队向我们俱乐部领导提出建议：这场球让给他们。通常，教练是不参与这种谈判的，只负责执行。俱乐部主席把我找去，对我很简单地说了几句：“一切都定了，钱我们已经拿到手了，15000美元。这场球让给他们。”我问：“怎么让？”主席说：“这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开动脑筋吧！”于是我就开动脑筋了。比赛的那一天，当球迷们在开场时看到首发阵容时不禁都笑了起来，为什么我们的主力中锋打起了拖后中卫。这似乎也无济于事。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比分仍为l：1，那时拉达队的主教练非常焦急。中场休息时我不得不对队员们实话实说：这场球要让。开赛前我只对守门员一个人讲了让球的事。此时，我赶紧把上半场踢进球的球员和另一名最有攻击力的球员换下了场。球员们当时很不高兴：为什么早不对我们说，我们还在那儿傻拼。下半场开赛后，我们队完全瘫痪了，对手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然而，对手也没有信守诺言。事先约定，他们只赢一球，但实际上他们又打进了4球。他们的前锋瓦里耶夫一人连灌了我们4球。事后他说：“我真不知道你们的守门员在干什么，他总是往相反的方向扑球。”

1995年10月19日，我们主场再战拉达队。尽管拉达队已经升级，这场球对他们来说已无意义，但他们想超过彼得堡的泽尼特队，于是，又买了这场球。按行规是这样操作的：第一场球付全款给卖方，如果第二场球继续买，则钱款不退。如第二场不买，则卖方应退给买方半数钱款。这次主场作战，我总深信我们一定会认真地打，而且一定会取胜。何况，当时对手的状态也不怎么好。可是拉达队的主教练对我说：“钱，你们留下吧，我再给你们加一些。这两分你得给我。”这样，我们这场球只得再输了。第二场输球是俱乐部另一位领导向我布置的。他也曾亲自向球员们许诺：这些钱我会分给你们大家。那场比赛，我们是卖掉了，但是事后，球员们并没有拿到钱。

为了赢球，除了做对手的工作外，还可以做对手的对手的工作。这种方法甚至是半公开的。我们俱乐部支付的最高数目是5000美元。那个制服我们对手的队可以拿到5000美元。当然，也有支付更大数目的队。

在俄罗斯，足球比赛中第三个取胜的法宝就是收买裁判。我在甲级队工作了8年，没有哪一次比赛不给裁判塞钱。如果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钱，我们就输球。如果我们赢了球，那就说明他们收了钱。

1992年我在斯明纳俱乐部担任主教练时，我们俱乐部内设有个专门的工作组。它的任务就是收集、分析我们的对手有多少张黄牌，然后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般地说，打客场我们无法拿分。如果我们下一轮的对手，其核心队员已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话，我们会在本轮与裁判取得联系，让他们判给这些队员第二张黄牌。待下一轮同我们比赛时，这些队员将不能上场，我们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如果对方有3名核心队员不能上场，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赢得这场球。每个俱乐部都有这样一个工作组在不断地运作。通常为了这样一张黄牌需支付给裁判500美元。

1991年我在彼得查沃茨克斯巴达克队工作。那时我们要连续打3个客场。这些队都是前五名的队，也就是说，都在为争夺第一名而厮杀。前两场比赛我们都拿下来了，似乎应该满足了。可不知为什么，我那主教练的虚荣心促使还想拿下第3场，但钱已经用完了，我赶紧给妻子打电话：你快点赶来，带上1500卢布，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她说：“我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

我说：去借，哪儿都行。只要把钱给我送来就可以。她终于还是带钱来了。但是问题是还得及时找到裁判。我和妻子一起在大饭店坐了大半夜，一直不停地拨电话。查遍了所有的饭店、宾馆。谈何容易，饭店的前厅服务员是不会透露的。还是我妻子有办法。这种事女人出面人家容易相信，费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捕捉到了裁判所在饭店的信息。当时已是深夜3点钟。于是，我同妻子叫了出租车直奔饭店。我在饭店附近等候，她终于把钱送到了裁判手中。第二天，比赛进行得似乎挺顺利，我们一直1：0领先。我当时想，我创造奇迹了。3个客场，3场胜利，而且对方都是强队，真是神了。谁知终场前最后一分钟，裁判判了我们一个点球。主队罚点球命中，比赛以1比1结束。事后，我私下里悄悄问过对方队的教练：你们付了多少钱？对方队教练说：你们付了1500卢布，我们想反正你们输不了，我们只给了他700卢布。

我在甲级队工作期间，没有遇到一个不收黑钱的裁判。嫌钱少的裁判倒是遇到过。1995年9月20日，我们在萨拉托夫打客场，对手是雄鹰队。事后有人对我讲，在彼得堡体育场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上，扩音器已播出，萨拉托夫的比赛以0比0结束，而我们的比赛却被延长了11分钟。在最后一分钟对手打进了一球。原因很简单，裁判嫌我给的钱少。我也无可奈何，因为俱乐部只给了那么多钱。

还有几次，我给裁判塞钱的过程说起来是十分惊险的。记得1992年我们同鱼雷队在巴甫洛沃市比赛，一切都谈妥了，球我们也赢了，钱必须在现场给裁判。我怎么也找不到机会，周围全是人。我好不容易钻进了裁判员休息室。钱都分装好了，主裁判、边裁，每人一个信封。他们在换衣服的时候，我把信封塞进了他们的袜套，主裁判当时吓得满脸刷白。好在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1993年9月23日那场比赛更是有趣。我们在加里宁格勒同波罗的海队遭遇。当时我们这儿那儿需要用钱的地方不少，可我们从大处着眼，还是该花钱时就花钱了。当时裁判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当我们以1比0领先对手时，俱乐部领导人跑到我身边大声喊道：“奥列格，他（指主裁判）还要加点！”我问：“加多少？”他用手指比画了一个数字。我说：“告诉他，我们给！”他跑向裁判，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喊道：“妥了！”这场比赛我们以3比1大胜对手。这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

赛后，我同俱乐部经理谢尔盖来到裁判员休息室，他故意同别人讲话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掩护我塞钱。这个红包可不算小，我好不容易把它塞进主裁判的背包。谢尔盖向我示意：错了，不是那个。当我把红包从背包中拽出然后塞进另一背包时，我的双手发抖了。要是被在场的人发现，一定会把我当作小偷处置，我就要大出洋相了！当我们办完事从裁判员休息室出来时，我差点晕了过去。

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恐怕要算1991年8月22日的那场比赛。我当时是彼得查沃茨克斯巴达克队主教练，客队是列宁格勒的迪纳莫队。他们当时是乙级队第一名，正为升级而努力。他们的主教练是瓦洛佳·普罗宁。你们能够想象吗？在一场比赛中我们被罚了3个点球，而且在第82分钟时我们的守门员还被罚出场外。赛后我的守门员告诉我，对方那个冲撞他的球员躺在场地上不起来。他问那个球员：”你干吗躺在那儿，装什么蒜？”对方回答说：“我躺一会儿休息一下，说不定你会被罚下场。”果然，主裁判跑近我的守门员，对他亮出了红牌。这场球我们队1比3输掉了。终场的哨声吹响后，我跟主裁判（喀山市的博依曹夫）好好“谈了谈”。我把夹克衫扔给自己的助手，请警察把裁判员隔离开来，上去狠狠地用拳头教训了他一通。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球迷们手持棍棒、尖桩等家伙把体育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被这种场面吓坏了，怕出事故。我请球迷放对方球员离开。我说他们没有责任，最终还是把他们放走了。我跟一个上校警察一起回到了裁判员休息室，想把事情摆平。刚走到门口我就喊起来了：“把钱交出来！”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1500卢布，一个不小的数目。主裁判博依曹夫用颤抖的双手递上了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2000卢布。我给他的是1500卢布，也没装信封呀！我把信封连同钱一起扔还给了他：“这不是我的钱！”他赶紧又从背包里摸出了一把钱，1500卢布。这是我给他的。这时上校警察开口了：“你干吗还给他？这是证据，他得坐牢！”博依曹夫开始哀求我了：“你放我走吧，谁也不会知道你打了我，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骚乱！”放他走？谈何容易，愤怒的球迷谁也不会放他。怎么放他出去的，可真是一番历险记！开始我们想把他安置在一辆专门收容酒鬼、醉汉的警车上运出去。可开车的警察问：“怎么，他是个醉汉吗？”我说：“不是，只不过想把裁判送到火车站去，这不，球迷不放人么！”司机问：“比赛结果怎么样？”我说：“1比3，我们输了。”警察不顾领导的命令，把车头一掉，说了声：“不侍候！”就开走了。怎么办呢？最终我们还是把裁判塞进了场边的一辆警车，偷偷地把他送上了火车。当球迷们得知他已溜走时，急急忙忙赶往火车站。谢天谢地，当球迷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否则，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1992年，我们再次遇到这个博依曹夫。那次我们去乌拉尔打客场，我与助理教练刚刚住进饭店，还没来得及摆好行李，门铃响了。门外有人说：“我是博依曹夫，明天的比赛由我吹。”这场比赛客队并不强，我们有把握获胜，但为了预防万一，不出差错；我还是决定请他进房间好好“谈谈”。不过我又有些担心：我曾经狠狠地揍过他，这家伙会不会记仇，不理我们的茬？助手对我说：“没问题！难道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卑鄙吗？他只认钱！”果真如我的助手所言，他进房间后，我们“友好”地谈了起来。有钱开道，很快一切都搞掂了。这次结果令人满意：我们2比0赢了比赛，他把客队做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足坛，你需要展示的往往只是金钱的实力。难怪以后博依曹夫多次这样对我说：如果需要，你只管说一声，任何队我都可以把他做掉！

我知道，说出这些我永远别想在足球圈内混饭吃了。但我不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