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论者引用引力场理论，描述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阅读趣味间形成的张力场：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着人们的文化层次，文化层次制约人们的审美兴趣，审美兴趣引导阅读热点，阅读热点牵引市场价值规律和图书市场的发展。要还原这种抽象的逻辑推理关系，我们不如索性回溯一下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阅读变迁。中国版协读书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社长王大路等人，曾经把这个过程划分为“疯狂时代”、“激情时代”、“理性时代”，记者在这里也大致沿用他们的分期。
记者采访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京沪鄂等地图书馆，他们均表示难以提供80年代早期图书馆阅读变迁的数据。国内出版界是在1988年开始使用新的分类体系，图书馆对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图书才能进行详细统计。
有关80年代前后图书馆数据的有限，使我们难以直接考察“疯狂时代”图书馆的阅读状况，但当时中国人读书生活的强同质性，让我们还是可以借助社会阅读的整体状况略窥一二。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图书馆学专家王子舟博士的肯定，这位图书馆学出身、管过书、贩过书、研究书的学者回忆，“图书馆在当时提供了最主要的阅读来源，农村来的学生穷，花钱买书不现实，大量的书是在图书馆里看。高校图书馆当时经费也很充足，书价低，采购量很大。《悲惨世界》这样的名著，有些学校图书馆一买就是20套”。事隔多年，王教授忆起当年在图书馆读《基督山伯爵》、《巨人传》、《十日谈》，仍兴奋不已。
记者寻访武汉高校图书馆部分退休馆员，他们对经手外借的文学书印象较深的有《红与黑》、《简爱》、《少年维特之烦恼》、《孽海花》、《西厢记》、《白话聊斋》等。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批幸运儿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读这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到《红旗谱》、《铁道游击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东周列国志》、《官场现形记》，《悲惨世界》、《牛虻》，契诃夫、莎士比亚、易卜生、莫泊桑的名篇，都让他们对图书馆留恋忘返。文学图书在当时较长时期里牢牢占据了人们阅读视野的中心位置，文学阅读也几乎成了阅读（除了学业职业阅读之外）的代名词。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时开禁书目印刷用纸紧张，经批准动用了印《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1500万册之巨的图书，极大地满足了如饥似渴的中国人，这也是我们动用“疯狂”一词的理由。在王子舟教授的记忆里，七八十年代特别讲社会关系，时人为了借到好书，不惜“贿赂”图书馆管理员。他当时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管过特藏，就借出不少书，包括简本《金瓶梅》。
“文革”时期，我国共出版了38611种图书，哲学和社会科学有17410种，高达45.09％。红宝书是留在过来人脑中的单调记忆。为这一时期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社科类图书所占比例，较之1949年到1966年的同类数据，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1977年到1988年此数据又降至15.4％。除了“文革”书荒过后必然性的读书渴求，高考制度的恢复，全国科技大会和教育大会的召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都为当时蔚为壮观的读书盛风推波助澜。
在“疯狂时代”，《第二次握手》的轰动是一个最典型的阅读事件。这本因作者张扬1979年平反而得以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以430万册之巨的发行量仅次于新中国成立后发行量最大的《红岩》（逾700万册）。从图书馆里借不到新书的许多年轻人，是通过手抄和听广播的原始形式“读”完这本书的，这在今天已成为不可思议的绝响。等图书馆购进新书后，大学生们又急急忙忙在油墨香中一饱眼福。
不光是文学，发端于1979年、1980年前后达到高潮的“美学热”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朱光潜《谈美书简》，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美学散步》，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美的历程》，把美学升温成80年代初的显学。美学成为当时学生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或教室路上最热门的话题。
在80年代初的大学图书馆，受欢迎的还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他们的朦胧诗。读诗写诗办诗社诗刊，这些今人看来的迂腐之举都是那个时代大学的流行。
在“激情时代”的前期即80年代中后期，文化讨论继新时期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兴起于知识界，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开始的“方法论”，到“第三世界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现代理论、方法和概念，一夜之间席卷大学图书馆。在现代化的机遇又一次降临古老国度时，国人的急切心态宿命般地与世纪初的先辈们异常相似。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在静悄悄的图书馆里判断东西方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时仍是以激进的方式。
一些学者的切身体验让我们能更感性地触摸那时的图书馆。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张辉博士在回顾80年代的阅读经历时谈到：“萨特、弗洛伊德、尼采……成了知识人的案头必备——无论它们是装饰品还是真正的精神必需”，“有些书你不读”，“你自己觉得无法和同时代人进行心灵沟通”。由此可见，在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文化方面的书籍的阅读风潮已经由图书馆延伸到了社会，并成为了当时文化症候的一部分。
武大中文系退休教授何国瑞在接受记者采访也时谈到，在80年代，借助图书馆，他的专业阅读得以恢复，也开始涉猎当时译介过来的《人论》、《西方文论选》等书籍。当时的图书馆还是采用原始的手工借阅。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图书馆那些西方哲学及西方人文社科图书后面借书袋里的手工借阅卡，上面几乎都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借阅记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的阅读偏好。
80年代中期上大学的学生，如今都是40岁左右的人。回忆起图书馆阅读经历，他们如数家珍：在图书馆迷恋于《第三次浪潮》、《情爱论》、《自我论》、《梦的释义》、《存在与虚无》、《第三潮：马斯洛心理学》、《婚姻革命》。20多年前参与“潘晓讨论”的年轻人赵林，如今已是武大哲学系教授。这位年轻博导是武汉高校最受欢迎的西哲学者之一，在激情澎湃的讲座里总是满口悲剧、超越、汤因比，他在读研究生期间的阅读痕迹依稀可辨。
在80年代初，有影响的丛书不外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政治学著作选译》等，随后短短几年时间有520种丛书问世，23％为专门收集国外思想文化译著的丛书（53种）和国外社科译著丛书（69种）。影响全国的“文化丛书”热潮涌入了大学图书馆。我们甚至可以从当时的一份图书馆采购书目中找到当时图书馆阅读倾向的注解：“西方学术译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面向世界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社会学理论译丛”、“宗教文化丛书”、“文化人类学译丛”、“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
如果认为“激情时代”的图书馆阅读清一色聚焦学术凌空高蹈不食人间烟火，那是大错特错。“金庸热”、“梁羽生热”、“琼瑶热”、“三毛热”、“亦舒热”、“领袖和知名人士传记热”一样是那个时代的阅读特征。“1985——1989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显示，金庸作品居第二位，琼瑶、三毛的作品则位列第六。港台的通俗文艺创作有着相当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为它在内地的流行做了准备，也使1949年后几近隔绝的台、港、内地的文化交流得到加强。
以1989年为分水岭，大学图书馆里的西方文化热有所下降，转而关注国情与国学的大学生增多了，尤其是古代典籍成为新宠。在图书馆里，他们把热情给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历史名著全译丛书》、《白话二十五史》、《史记》、《资治通鉴今译》、《孙子兵法》等书。
无论是从图书馆弥散开来的西学热还是国学热，在何国瑞先生看来，整个80年代，中国人对“文革“痛定思痛，开始探索中国在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上的现代化转型，在人们的图书馆阅读及更广范围的阅读中，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干预）现实的激情。
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行。社会生活急剧变化，信息时代人们生存、生活环境的巨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文化生活呈现了世俗化、多样化的大趋势，相应地，图书馆阅读也呈现了多样化的面相。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富平1997年4月至5月，在国图、社科院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三个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不同读者群对图书内容的需求明显不同。仅以国图为例，读者需求的高峰值是经济和科学类（见曲线图）。
在公共图书馆表现平和、社区图书馆方兴未艾的情况下，记者在武汉采访时把目光主要投向了武汉大学图书馆。该校图书馆学系的学生曾在小范围内以问卷调查和访问相结合的方式，调查该校大学生的阅读现状，也提供了几组数据。该校学生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文学、专业和消遣娱乐上。文学作品以其独特魅力仍高居榜首。消遣娱乐排在经济、英语、计算机等的前面，这一方面说明，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阅读这类文献，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闻；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很多大学生阅读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和系统性，大都是随意的阅读。
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文献的半衰期大大缩短，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化，如数据库、多媒体、光盘等存贮介质的出现和网络的兴起等，图书馆在这个变迁过程中的功能也有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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