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七八月间，“文革”风暴初起，北京的中学正是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我所在的学校也成立了红卫兵，也出现了斗校长、打老师、欺辱同学之类的“革命行动”。一向受尊敬的女校长被剃了“阴阳头”；把心血全都倾注在同学们身上的老师，则被一大桶粘稠的浆糊从头淋到脚，再周身贴上一圈大字报；更有一大批同学被蔑称为“黑五类”、“狗崽子”，到处遭白眼、受歧视……
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便私下对一位过去与我很要好、这时已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的同学道出了疑虑：“有理可以讲理，怎么能打人、侮辱人呢？”这位同学还算耐心，没给我扣帽子，而是向我讲述了一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的大道理。最后他还开导我说：“那么多大首长都戴上了红袖章，还能有错吗？红卫兵绝对不会有错的。”
同学的论据固然很充分，却还是没能够说服我。
过了些日子，南长街南口西侧某中学的一位老校工被无端打死，陈尸校园多日。我听说后，有一天路过该校便也顺路去看了看。没承想这一看，竟弄得我连着几天吃不下饭，因为那情形实在是太惨了。
于是我又找到那位当红卫兵的同学，对他直通通地说：“甭管有什么理由，把一个人活活给折磨死，总是错误的吧？”那位同学听了这话，恨不得赶紧把我的嘴捂上。他把我拉到一个僻静没人处，狠狠瞪了我一眼道：“你知道你刚才都胡说了些什么？我看，你是旧书读得太多中了毒，满脑子胡涂观念。要是被人揭发，非得吃大苦头不可……”
话不投机，我从此不再找他说什么了。
一晃过了20多年。插队、当兵、回北京……当我和那位老同学又相见时，谈起了“文革”中的种种往事。历经坎坷的老同学发出了真诚的感慨：“看起来，你当初不参加红卫兵，当逍遥派在家里看书，反倒是对的。”
我说：“那会儿是幼稚的初中生，不可能悟出多么深刻的见解。但我有一个起码的是非观念——打人、侮辱人、把人给活活折磨死，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你就是说下大天来，也没法叫我相信这样干的正确性。”
老同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如今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我的是非观念是怎么来的？我得说，主要是得益于读书，读许许多多优秀的、美好的、教人正直、教人善良的书。读书明理——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
所以，不管世事如何千变万化，“读书越多越反动”也罢，“读书越多越耽误赚钱”也罢，我都不为所动。不但自己读书不辍，还极力培养儿子的读书兴趣。谁要说读书没有用，那就让他说去好了，反正我坚信读书有用，有大用，永远不会舍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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