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樵先生认为，早在古坟时代以前，汉字、汉文化就已渗入到日本。六世纪末，中国大陆重新统一，日本从朝鲜半岛引身而退，开始改革内政。遣唐使则是这一时期日本输入外来文化的主要媒介。中国儒家典籍最初是作为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识字教材而被阅读的，而儒学则作为人伦关系理性思索的思想体系被嫁接。日本人有所选择的导入儒学思想，但就儒学的核心来说已非中国儒学的原貌了。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仁”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而日本儒学属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忠”。中国的儒学中的“仁”体现在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认为君主不行仁义，臣亦可放逐。日本儒学反对孟子的“放伐”说，提倡臣下无条件的忠诚。中国的“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中国的“忠”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忠诚。“忠”本身和“义”联在一起。在日本，“忠”是“臣对君无条件忠诚”，意味着家臣必须无条件的为主君献出一切，包括生命。这与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制度是相一致的。也正是因为日本儒学强调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失去了中国儒学中的人本思想，而增加了凶残和野蛮的一面，为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埋下了祸根。唐文化博大精深。日本不仅从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学中吸收、借鉴，还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参考、改良。
日本目睹了鸦片战争，震惊之余，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加强国防建设。明治维新后这种模仿全方位加强。日本引进西方文化时加入自己的特色，这在宗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日本的基督教是变形了的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以上帝耶稣为信仰对象，而“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不是上帝耶稣，而是圣母玛利亚。就其文化根源来说，基督教是浓厚的父性色彩下而成长起来的宗教，男性成为崇拜的对象。日本很早就把从中国福建传来的送子观音作为心神的主宰，而“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圣母无疑是以此为摹本，看看身着农家衣的圣母玛利亚无疑是日本母亲的形象，这体现了日本人意识深层的母性的存在。文学方面，随着这股“洋风东渐”，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日本。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相继统领明治文艺领地。大政时代的“私小说”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坛对“既西方的、又日本的”、“和洋结合”的文学形式的一种探索。如果说谷崎的《源氏物语》的现代版是那种纯粹的日本式古典美的回归，那么“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则是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西方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甚至异化，涂抹了日本的色彩，为日本所用。日本引种西方文化，并使之随日本的水土而发生了变异，从而日本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补给。
美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早在明治时代已露端倪，二战后，方滔滔涌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文化冲击波。
日本在移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从某些方面进行了“和”化，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和魂美才”。日本对美国文化的这种“和”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思想领域，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美式的民主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由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别于美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绝对个人主义”。日本人眼中的民主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有充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其中一方面个人独立、自尊，肯定个体自我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团体的制约作用。日本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与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相一致。它以共同体主义和重视人情味为经营管理方式的核心，不仅重视资本、技术等物的因素，更为重视人的因素。“在日本，经营者的最大作用，是培养与雇员的健全关系，是在公司中造成家族式的一体感。”企业重视员工的个性，关心员工的生活；员工对企业忠诚、奉献，从而形成一种员工与企业之间稳固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管理模式，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并增加了日本的特有色彩，形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依存的稳定的连带关系。
在日本的历史上这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狂潮的过程，也是日本形成自己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化特有的“和魂”，虽然时隐时现，但却贯穿始终，并且在质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演变。特别是日本人对“神化”的天皇的崇拜和传统的“家”观念，都还根深蒂固的深植于其民族心灵的深处。正如一名德国记者说的那样，“日本这个民族不仅爱好新奇，而且还是一个意外严守古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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