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的小说《非常日记》是一份非常独特的文本，它的关注点和用力处并不在文学本身。它的故事简单，线索清晰，人物形象不复杂，语言只能说是明白流畅，它的写作策略可能是试图省略掉冗长的交代和形式矫饰，直接进入状态。小说的主体部分运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也给我们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我们发现，这种记实性（至少它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较之虚伪，较之刻意的文学形式主义，似乎更具震撼力，它提供的，是事实本身的力量。
应该承认，这不是一部让人愉快的作品，毋宁说，它让人心情沉重，甚至恶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或一群出了毛病的年轻人，而这种毛病严重到最终让人弃绝自己的生命。我们自身的经历和阅历告诉我们，这并非个案或偶然现象，事实上，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质。人们希望看到同类的问题，看到同类的困惑，甚至（超出了文学）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并获得解脱，徐兆寿基于作家的良知、敏感和责任心触及并勘探了这一题材，本身已是勇气和勇气的胜利。
成长的烦恼，性的觉醒和困扰，确立自我价值，寻找并追问生命的意义，这些并不是大学生的专利和特权，但相对宽松的环境，一定程度上的超功利、超实际生存竞争的特点，又确实让他们更可能直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讲，青春或者青年时代是关键的，重要的，关乎一生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说，它是危险的，莫测的。穿越这片惊涛骇浪，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经验和烙印会贯穿并影响我们的整个生命，但那会儿我们往往是盲目和无助的。长辈，教科书，教育体系乃至全部社会文化要么重复一些无关痛痒，不切实际的高调，要么讳莫如深，不置一辞，任凭你挣扎在天地的海洋。我们能够挺过来多么意外，甚至，多么侥幸！
《非常日记》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对性问题的正规揭示。《非常日记》中，徐兆寿把性带回了它的本体，它就是源于生命需要的自然冲动，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经受的煎熬和折磨。它是这样汹涌、野性、蛮不讲理和难以控制，以至于它能如此扭曲和损害我们的心灵和行为。性本身纯属私人领域，而私人领域是允许怪癖存在的，林风的一些似乎变态的举动，在开明和通达的临床性医学看来，大概只是比较少见而非反常。林风自我判定的病态的压力，反而是更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这里的悖论是，最具私人性的性，往往又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这样，它又有社会性或公共性，它至少必须以不侵犯和伤害他人为前提。所以，在坦然认可性的生物学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同时，我们也要对性的社会学限定性和规约性有所认识。毕竟，性作为人与世界、自身和他人的一项重要关系，在人格发育中的作用太致命了，性的质量关乎整个生命的质量，可以说，它是一个文明尺度。
由此，我们不得不放宽我们的视野，把性置于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之中——性乃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难抽象和单独地进行讨论。徐兆寿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远远大于性本身的文化背景，而林风的真正症结也正在这里，概言之，这是无爱的人生。在理想的意义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性应该是男女双方的互相给予和奉献，是共同的创造和救赎，如果把对方对象化或工具化，那你遵循的只是荷尔蒙的律令而不是爱的律令。我们发现，在林风的悲剧中（甚至也包括林眠、程一涛等人），最令人唏嘘的，恰好是——爱的缺席。而我们分明是感受到他精神方面的强烈饥渴的，于是另一个可怕的结论似乎就是，林风和他的伙伴们缺乏爱的能力。阅读《非常日记》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意识到这一代学生与他们的学长们（比方说80年代那一拨）的某种差异：激情消隐、使命感淡漠、注重实惠、专注于个人事务、沉氵面于内心生活，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这是时代的馈赠。热情外向的80年代人可能忙得无暇顾及这些个人琐事，至少，身体的感觉也许不会这样尖锐，而新一代对世界的认识正是从尊重自己的感受开始的，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可靠的方法论。问题是，个人视角的特定性有时会是一种限制，在林风眼里，他的同学基本上是一群病人，卖西瓜的女人没有文化，表姐也有问题，而在我们眼里，自我感觉良好的女研究生，她的自以为是、昏聩过时的作家父亲，她的留学归来、博雅而脆弱的心理学家男朋友，也都多少有点滑稽。是世界原本如此还是我们戴上了一副滤色眼镜？我们在对自身关怀备至、照顾有加的同时，是不是对自身之外的一切多了一份防范和戒备的敌意？这种敌意同爱能够兼容吗？在我看来，对林风而言，对我们大家乃至我们的时代而言，也许，这正是症结所在。林风本人是不甘于此的，他读书，他思考，他写作，他想拯救自己，他想寻找生命的灵光，但我想，他可能只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虚幻的形而上云层降落到坚实的地面（顺便说一句，他的自首好像也缺乏拉斯柯尼柯夫的合理性）。或者，像书上说的，他的离去只是向我们启示另一种更为健全和健康的人生？
《非常日记》作为畅销书，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不用说了，如果它还能引发我们反省自己和社会，那无疑是更有意义的另外一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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