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同样如此，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旦大朝会，……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各执方物入献。”在民间，则是“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宗懔《荆楚岁时记》）“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观赌……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裳，把酒相酬尔。”（《东京梦华录》）唐人杜甫的“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元日示宗武》），和宋人秦观的“正是人间佳节，开尽小梅春气透。花烛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念奴娇》），都对这种风俗场景有所记载。
当然，新年之际，那些罪臣流贬者，便也格外伤心，如初唐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牺牲品宋之问晚年流放，有《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可谓在初唐时期难得的好句，没有流放贬谪的切身体验，是写不出来的，但以贾谊贬为长沙傅自比，却是没有人能够认同的，倒是与贾谊同样死在贬谪之地，倒是成为宋之问的谶语。不同的是，贾谊郁郁而死，为天下人所痛哭；而宋之问则是为睿宗皇帝赐死于贬谪之所钦州，为天下人所不齿。
元旦诗一般容易流于场面应酬，但也有优秀者。王安石《元日》（龙书本作《除日》）可以视为其中之翘楚。他不仅将除夕与元日的宋代风俗记录在案，写出唐宋时代除岁迎新的景况，而且表达了自我的哲学观念：“爆竹声中一岁除，春（一作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一作争插）新桃换旧符”，说在爆竹声中送走了一年，在送暖的春风中，阖家欢饮屠苏美酒。屠苏酒，是用屠苏草浸泡的酒，当时民俗，在正月初一时，家家按照先幼后长的次序饮屠苏酒，唐人卢仝《除夜》诗说：“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宋人苏辙《除日》诗说：“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两诗都提及长者最后饮酒的风俗。饮酒大概是子夜时分刚刚进入新年的那一刻开始的。屠苏，也名“屠酥”“酴酥”，古代元日饮酒屠苏的风俗，之所以在元日饮屠苏酒，是因为一个传说，或说是一个故事：“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唐韩谔《岁华纪丽》一《元日》：“进屠苏”注）王安石诗中的后两句说，在守夜中，千家万户迎来了日童日童红日，然后，用新的桃符来换去旧符。桃符，又涉及另外一个风俗：相传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二神，能食百鬼。因此，才有用桃木板画二神于门上以驱鬼避邪的风俗。《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五代后蜀始于桃符板上书写联语，其后改书于纸，演变成为后来的春联。陆游有诗：“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除夜雪》），正是这种风俗的生动记载。
当然，作为大政治家、哲学家的王安石，其写作此诗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记录宋代的春节民俗，而是表达了他除旧革新的政治理想。从王安石其他优秀诗作来看，传达那种变化之美，革新之美，以及那种不为世人理解的孤独之美，也确乎是其主要的诗意表达，如“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登飞来峰》）的对于日升新日的礼赞，“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的动感和春天的欢呼，“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夜直》）中的那种静态美中的动态，以及“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的对于商鞅政治变革的赞美等，无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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