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融之博”，这是我读完敏泽先生新著所产生的一个整体印象。这种在综融上所表现出的广博特点，又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领域之众多，二是理论视野之开阔。诚如书名所标示出的，此书在学科上至少涉及文化学上的宏观研究、美学上的理论探讨以及艺术批评学上的具体分析等学术领域。该书分文化编、美学编、艺术理论批评编、钱学编、序跋编、杂文随笔编6部分，收录了近80篇论文。在时间上，从上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的今天，跨度极大，历史感强；在内容上，从深入缜密的理论分析，到精彩睿智的文艺随笔，题材丰富，笔致多彩。凡此种种，无不使此书呈现出综融而广博的大气象。
当然，此书综融广博的特点更多地表现在理论研究视野的开阔上，尤其是在敏泽先生近期关于古今中外文化、文论关系的理论思考的一些文章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学问题是：中西文化之关系。虽然中西在文化上早有接触，但中西文化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成为突出的“问题”却是在近代的晚清——如果从“问题”史的角度来看，中西文化关系恰是在中国文化处于极端的危亡乃至屈辱中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的，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恐怕要等到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之时——那时中西文化问题对中国来说才不成其为问题——正如美国人现在不会把美中文化的关系视作一个极端尖锐的问题一样。“五四”新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中，这一问题又一次尖锐地突现出来，我们今天乃至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恐怕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找出朝着解决这一问题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此，敏泽先生在《综合创造论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的未来》等论文中提出“融通中西，连类古今”的“综合创造论”的努力方向。中西文化融合、结合的点是什么？其实这一结合点既不在“中”、也不在“西”，而在研究者个体。中西能否融合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个体的理论创造性，中西融合不是简单、机械的静态拼接，而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熔铸过程——在中西融合之中必须同时融入研究者的理论创造力量，敏泽先生的综合创造论系统地论证了这一问题，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当然，研究者个体理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1）要受到既有中西文化传统资源的制约，（2）又与社会文化历史环境有着很紧密的关联。敏泽先生理论研究的综融态势，始终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就综合创造论产生的背景来说：在时间维度上，他揭示历史处境的不同会影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晚清至于五四乃至当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过大压力下，知识分子在焦灼的心态下往往或偏执于“西”，或偏执于“中”，在两种极端中跳荡，敏泽先生特为推崇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文化态度——而这恰是因为在晚明西方文化尚未对中国文化形成压迫之势。这样，敏泽先生实际上向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史，如果将其本人的综合创造论也同样置于这一问题史中，则我们要说，今天提出综合创造论可谓适逢其时——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为我们的文化心态相对平和起来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时间维度赋予综合创造论以历史深度。在空间维度上，敏泽先生又指出，综合创造论是针对“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儒学复兴”、“重构”等时下的各种文化理论提出的，可以说有着极强的问题意识。就综合创造论本身来说，也是在“时间的古今问题”与“空间的中西问题”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在中国文化内部，敏泽先生针对新儒家理论，提出儒家以外尚要综合道、释等文化资源——此可谓空间上的综融，中国文化传统除古代之外尚有近现代的传统也需要综合——此可谓时间上的综融。正是这种时空的双向综融，使综合创造论一方面呈现出博采广纳的大气，另一方面也使其呈现出清晰、严密的逻辑系统性。再一方面，敏泽先生的综合创造论并非仅仅是一种纯理论的建构，他把钱钟书先生视作综合创造论的具体实践者，该书“钱学研究编”所收录的几篇论文堪称综合创造论精彩的个案研究。
事实上，“综合创造论”也可谓敏泽先生对自己学术研究史、对自己学术研究总体方法的一种总结。从该书收录的论文来看，除了上面的宏观理论研究外，还有像对《文心雕龙》等的具体研究（众所周知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美学理论等等方面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该书收录的许多文章，曾经发表于《哲学研究》上，他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分析——如此等等均可见其理论研究综融广博的特点。他既有着理论家的深刻，同时也有着批评家的敏锐，由该书《艺术理论批评编》收录的许多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精彩分析可见一斑。一个批评家的理论敏锐性还表现在对自身所处历史环境特性的准确把握上。中国人文学者当下的历史处境是：内，面临着“市场化”；外，面临着“全球化”——在该书多篇论文中，敏泽先生对于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全球化等都做出了自己的独到的分析。该书还收录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论争中的几篇论文以及他对80年代流行的一些美学观点的分析性文章，而综合创造论则是针对文化热中的一些观点提出的——凡此种种均可见敏泽先生的理论敏锐性。在今天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中，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民族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等是敏泽先生贯彻始终的文化立场。该书收录的1957年的《应当按照文艺的特点领导文艺》等文章，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可见敏泽先生不随波逐流的理论品格和文化立场。前已指出，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时间跨度大、历史感强，而且涉及的文化界人士也很多，因此，可以说该书也是研究20世纪文艺学等学科学术史的重要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