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奠定了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哲学界的宗师地位。在上个世纪，没有人比这个半路出家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早年学的是理论物理学）更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在《结构》一书中，库恩令人信服地论证说，科学进步并非通常人们想像的那样是通过正确知识的不断积累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不同世界观之间的革命性转变来实现的；他在表述他的观点时使用的“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等词汇后来几乎成为学术界的“日常用语”。考虑到《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个国内的前辈学人将其喻为“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年初推出它的新译本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理由，因为常读常新的经典作品的重译、重版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都是一个正常不过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这本如此重要的书何以在内地“销声匿迹”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又重新抛头露面。早在1980年，李宝恒和纪树立两位先生翻译的《结构》中译本即已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库恩的思想及至西方当代科学哲学思潮方面作用甚巨，但却有两个重要的不足。其一，这一译本依据的是《结构》1962年的英文第一版，而非作者在1970年对其观点进行了重要修正和补充后的新版；另外，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版本当时并未取得作者和原出版商的正式授权。进入20世纪90年代，内地学界重译《结构》的呼声虽然很高，但苦于版权问题（此时其包括繁体和简体在内的中文版权尚掌握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手中），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巧合的是，在这家台商的中文版权到期的2000年前后，内地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取得了在内地发行《结构》英文版的权限。由于缺乏细致有效的沟通，许多有意重出《结构》新译本的出版社误认为其中文版权已经又一次被售出而停止了进一步的努力。因此，直到去年，经过多方的协调，北京大学出版社才最终以1500美元的价格“幸运”地取得了该书的中文版权。
关于《结构》版权的一波三折在版权贸易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的确能给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人们些许教益，但对于学界的相关人士来说，这必然不是最感兴趣的地方。《哥白尼革命》（库恩）、《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亚历山大·柯瓦雷）、《牛顿研究》（亚历山大·柯瓦雷）、《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爱德文·阿瑟·伯特）是北大出版社此次与《结构》同期推出的同系列丛书的其他4本，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无一例外的堪称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重量级的经典，而且都不年轻——《结构》是其中出版最晚的一本。与市面上流行的那些经典作品的插图本或者珍藏本不同，这套书平实的装帧表明策划者显然不以满足人们追求高雅和品位的虚荣心来赚取利润为目的。那么，它们的来临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主编者吴国盛教授的设想，这套名为“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的系列作品总共是20本的规模，它们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有过重大影响的国外名家名作，另一部分则是自编的教材。作为近年来学术界颇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吴把这套书看成是一种奠基性的工作：不是从知识和观念引进的意义上，而是从系统性地推动相关学科的学术建制化和规范化的意义上而言的奠基。在他看来，加强内在的学科建设是科技哲学进一步走向深入的必要前提。
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曾经十分精当地把国内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辩证法比喻为“大口袋”，作为孵化器，它为那些尚未成熟的学科提供了根据地。像信息学、系统学等学科在羽翼未丰之前都以其分支的名分，在自然辩证法领域取得安身立命之所。到1980年代后期，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中，自然辩证法的称呼逐渐被“科技哲学”所替代，但按吴的观点，这无碍于口袋功能的沿袭。“在过去20多年里，国内以科技哲学的名义所从事的工作是高度发散的，它包罗了诸如科技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等等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吴认为，这一状况使得“整个学术群体缺乏一种总体上的学术认同感，同行之间没有同行的感觉”。进而，由于学科范式的缺失，许多人流于在热点问题上盲目跟进，却疏于学科的内在建设。没有学术上的累积和进步，科技哲学只会沦为一个跨学科的、边缘的研究领域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要改变这种局面，吴认为，合理的思路是因势利导，依照当下科技哲学“领域”事实上已经分解成哲学和社会学两大群体的趋势，分头进行学科建设。在吴看来，哲学群体“大体关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而社会学群体则“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学等”。“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丛书”体现的正是按哲学方向进行科技哲学学科建设的构想。“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四个分支学科上，”吴说，“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进行哲学反思的核心和基础学科。”基于这样的认识，吴积极参与《结构》一书版权的竞争可以说是必然的（他在厘清《结构》版权关系的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它的空缺留下的不仅是遗憾，就上述思路来说，更是无法弥补的不完整。
目前，引进经典书目已经大体确定，版权问题陆续搞掂，吴和他的合作者正在埋头翻译，而自编教材部分进展慢一些，吴估计，这是一个大约需要两年的计划。“20本书都全部出齐之后，摆在书柜中起码也有这么宽。”不久前刚刚成功运作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科学的历程》第二版的吴用两个手掌间的距离示意着，神情颇为自豪。国外经典著作再辅以国内学人自行编写的教材和参考书的系统出版，吴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在培养科技哲学后继人才上“既无公认的必读书目又无必修课程体系”的尴尬局面。
“经历了1980年代的无序引进和蜻蜓点水式的所谓译介之后，国内学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精耕细作式的踏实而非急功近利式的虚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士评论道，“托夫勒和奈斯比特激起的鼓噪尚未消退，紧接着便是挑战后现代主义；关于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争吵方兴未艾，知识经济又激起了无穷的泡沫……科技哲学界这些年表面上的热闹并不表明我们与国际接上了轨。恰恰相反，很多人的感觉是，我们不仅没能跟上潮流，而是越来越陷入一种不知道自己位置的边缘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反思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并纠正显然的偏差必然会引起学界同仁的共鸣。”
“‘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着眼于打基础和补课的心态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位人士认为，像早些时候出版的“三思文库”的某些系列以及“剑桥科学史文丛”等，都有类似的思路。“然而，由于这些选题同时强调大众性和通俗性，与身份也相当不明不白的‘科学文化’纠缠在一起，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它们在这方面的意图。因此，在实现科技哲学学科建制化这一点上，‘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立场要鲜明得多，决心要坚定得多。主持者把丛书的读者群明确地定位在那些将要承担起学科建设的人身上，而不是盲目地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从中受益，对此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当然，指望翻译20本或30本经典就将实现学科建制化的目标是草率的。尽管近来学术界显示出一些良好的动向，该人士对未来的观点仍旧相当谨慎：“正如吴国盛所言，一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学术的累积，这主要取决于后继人才的素质和眼界。而这必然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如果50年之后，编选一套中国学人所写的20本的‘科技哲学丛书’不再令编选者感觉过于难堪，并涌现出国际水准的经典著作，这将是足以令人快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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