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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鲜明的目标——渴望观看180年前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套《英汉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正是这套书的出现，给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文字对应的基本工具，给西方人认识中国一个入门工具，也给中国人了解西方开拓了具体的手段，更开拓了中国的一门新学科——认识世界的工具书。偏偏由于我的愚鲁，入宝山而空手返。
2001年冬天，因施博士的邀请，我得以重游澳门，寻访我童年在澳门的点点留痕。在依稀曾行的古老街道上逛了三天，我的兴奋心情，降到了冰点。根源就在于我没有找到澳门任何一个图书馆！这让我懊丧不已，更何况近20年来，我的旅行足迹所飘过的城市，从来没有找不到当地图书馆的情况。更由于我是有鲜明的目标——渴望观看180年前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套《英汉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正是这套书的出现，给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文字对应的基本工具，给西方人认识中国一个入门工具，也给中国人了解西方开拓了具体的手段，更开拓了中国的一门新学科——认识世界的工具书。偏偏由于我的愚鲁，入宝山而空手返。
回到北京，我再次把这套书的介绍资料翻出来，更使我心痒难平。仅是那位编者就应该书写一番。那位已经被一些中国人忘记了的老朋友，中文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早在1936年出版的《世界人名大辞典》中，就已经有所介绍：他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于1807年9月7日经美国到达广州，长期任翻译工作，10年后开始出版他编的《英汉辞典》中的第一部：《五车韵府》；1822年出版第二部：《英汉字典》；1823年合成出版《英汉辞典》，共6本4595页。1828年出版《广东土话词汇》。他在1824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34年被举为广东政厅秘书，死在广州，葬在澳门。二子皆澳门出生，承父业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良多。
今年冬，施博士又安排我再赴澳门开会，并特别给我一天自游。我再次查看旅游手册，但还是没有找到图书馆的介绍。于是我在早上10时许就来到踏石汽车站，在被庆贺花篮遮住的门边，找到“中央图书馆”的小铜牌，下面还有小字是开馆时间为下午2点。没有办法，只好漫步前往议事广场，一路上逛了三个书店，还浏览民政总署一楼和便餐后，熬到了时辰又赶回踏石。进图书馆不用任何证件和费用，经工作的女士耐心在电脑上寻觅，依然不见该书踪影。但她听我说明后，拿起电话联络，答复我说：我们有6个分馆，其中民政总署分馆有老书，她们让您去看看。于是我又赶回议事广场，上到民政总署二楼，就是分馆了。
这里的工作女士早就在等我，我说出书名，她们就拿来两大部书。约略一看，正是这部书中的2部，重新装订的封面内是经历岁月的残本，一部为1817年写的序言，另一部为1821年和1822年写的序言。
我急迫地问道：“可以复印一点吗？”安详的回答是：“可以。”
我立即追问：“多少钱一页？”依然平稳的回答是：“5角钱。”
这个回答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无暇去数落家丑，忙着翻看条目内容，并报出要复印的页数，由女士在旁边记录。书中的条目越看越让我惊异：一部l41页，是按照中华主题排列，例如大清朝、二十八宿、二十四节令、儒释道、婚姻、八卦等等；另一部480页，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对应中文，再用英文发音拼出中文，然后还举出一些使用此中文的例句。这些繁多的例句中，有中华土语、俗语、佛经、四书五经、诗词、小说等内容，尤其以《红楼梦》内容为多；还有中华官职、度量衡、工尺谱对应五线谱；也有西方宗教、科学方面的词语等等。
女士去开机复印，我强压着幸福的激情，约略观看这座典型的南欧建筑，它是模仿葡萄牙玛弗拉修道院图书馆而建，天花板饰有古典风格的金粉浮雕，家具是按照路易十五时代风格设计的，从地板升到天花板的书架上放满洋装书，与建筑融为一体，俨然是一间古典文化巨人的书房。这里存放着16至20世纪葡萄牙在远东的历史文献多种，包括1822年创办的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葡文报纸：《蜜蜂华报》。当然更有马礼逊文库。我流连其间，醉迷于这梦幻般的书香境界中。到现在都还想不起我是如何抱着复印件回宾馆的。内心中惟有祝愿：祝愿有心人可否将这些文化瑰宝请到北京办一个书展，让号称已经现代化的文化人了解自己；祝愿中国现代富起来的读书人也有一间像样的书房。更感谢马礼逊这位老朋友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以及澳门图书馆对于藏书的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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