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文学所成立于1953年，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第一任所长为郑振铎，第二任所长为何其芳，第三任所长为沙汀（后任有许觉民、刘再复、马良春、张炯、杨义）。五六十年代是文学所人才鼎盛之时，所里汇聚了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钱钟书、吴世昌、蔡仪、唐?、罗大冈、杨绛、戈宝权、罗念生等中外文学研究专家，以及后来成为著名专家的陈毓罴、曹道衡、邓绍基、钱中文、吴元迈、柳鸣九、朱虹等年轻学人，一时间少长云集，群贤毕至，成为文人学子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当时的文学所（1964年分为文学和外国文学两个所）本身也在文学研究领域起到了领军和中心作用，其学术地位居于各大学之上。“文革”十年玉石俱焚，所内人才大为凋零。改革开放后慢慢复兴，老专家们发挥余热，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出一批文学研究人才，充实了各研究方向。1978年，文学所创办的《文学评论》复刊，发行量达18万份，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评论类刊物，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工作中走在了前面。《文学评论》还以开拓、创新为己任，注重对后起之秀的发现和培养，陆续发表了不少新锐、有冲击力的文章，许多现在活跃于文坛的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成名作就发表在该刊上。
文学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
90年代以来，文学所发展势头减缓。原文学所副所长、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董乃斌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人才的更替有关。“文革”前文学所多的是老一辈权威学者，在大学任教的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弟子。而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文学所老辈权威大多谢世，新的公认的权威不多，而许多大学里却有一些老师宿儒或在某些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新进文学所的年轻人，往往是他们的学生和后辈。这使得文学所在研究地位上的权威性与五六十年代不能同日而语。另外，不独文学所，社科院各所确实都存在着科研机制、人员出入制度不够合理，研究人员收入偏低等问题。
对于文学所近两年的人才流动，董乃斌认为，这显示了现在人才政策的灵活，应该说是新气象，好现象。虽然部分中坚力量调走，一时间使文学所有一定削弱，但影响不会很大，文学所人才济济，近年来更有不少很有实力和潜力的新人调入，把人才交流搞活，有进有出，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文学所中的人愿意到大学去，经济的考虑可能不是首位，最主要的是大家认为去大学换换环境可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当然，每个调走的人都各有自身具体的原由，以他自己为例，他与程蔷都是上海人，在外工作30多年，回上海叶落归根一直都是夫妻两人的愿望。在任教上海大学后，他觉得心情十分愉快，大学的工作虽然比研究所繁重，但教学相长，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可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另外，在大学任教的这段经历使他深刻地体会到，现在许多大学也都在办研究所，所以作为在科学研究上有着优越条件的社科院文学所，应该在课题选择上更加高、精、尖，可以多搞一些大型的国家级项目来扩大影响，调动大家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凝聚力，吸引更多人才。
另一位已调入大学任教，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文学所研究人员说，自己在文学所多年，对文学所十分留恋，选择去大学是因为与单纯的研究机构相比，目前大学的氛围的确更加活跃。况且，能够在大学中与青年学子交流，了解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对自己做研究也很有帮助。
据悉，除了文学所，社科院的其他各所如哲学所、法学所、经济所等也存在着这种人才流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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