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也许有一个结构的问题。阅读中国当代的小说，就会发现，小说结构最容易被描写现实的作家们所忽略。说到底这应该是理论家们的责任，经过理论家们长年不懈地宣谕，我们普遍流行着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以为现实主义就是直接把现实生活中的场面搬进小说之中。而我们评价现实性小说的标准往往就是，真实地再现了生活，还原了生活，如此等等。当然，真实性不失为一种讨论文学的方式，甚至毫发逼真、活灵活现足可以构成一种艺术风格。但我记起福楼拜的一句话，这位现实主义大师说过，“风格本身就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而我更服膺于批评家布迪厄对福楼拜的概括，他由此断言，福楼拜所提倡的是“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依我的理解，这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审美要在自身的形式结构下方能实现，而这种结构建立在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思想发现和心灵体验上。发现和体验，大概与福楼拜所谓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有着相重叠的能指，因为对现实生活有了自己的发现和体验，就会在此基础上营造起完整的小说结构，现实才会在小说中变成为“主义”。所以我要说，现实主义是结构起来的现实，甚至极端地说，现实主义就是结构现实的主义。因此，一个作家想要写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就是在考验自己结构现实的本领。许多作家缺乏这种结构意识，因此他们只满足于再现生活，照搬生活，满足于讲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
《天高地厚》中有一个思想闪光点，这就是作者所描写的当前农民在城市和商业的围剿下新一轮的丢失土地。但我很不解渴，作者触及到如此精彩的内容他的笔却是游移不定。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小说缺乏一个属于自己的结构。他把很多的笔墨放在历史的纠葛上，放在爱情的纠葛上，放在家族的纠葛上，他似乎想借用家族小说的结构方式，但显然家族小说的结构难以容纳他所要表现的现实层面的东西，于是作者就有些无所适从地跟随着生活素材蔓延，如小说从乡镇企业而生发出一串串关于贪官污吏、腐化堕落的情节，就有些随大流、趋时尚的嫌疑了。我以为，假如作者面对这些生活资源，慢慢地看个够，他也许会有独到的思想发现，至少对于农民丢失土地的现实，作者若在此多作一些停留，他绝对不会空手而归，而在发现的平台上，再搭建起一个与现实进程相吻合的小说结构，充分揭示出新一轮丢失土地的背景之下，农民的焦虑、无奈及带来的文化心理变异，这样也许会写出一部震撼力强的小说，至少也会“现实主义”一些。
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也是一部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它所具备的现实主义形态就显得完整一些，说它完整，显然我是要表示对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的肯定。在这部描写广东某县进行改革的小说里，我们能感到故事的曲折复杂，人物的丰富多彩。其中不少情节说得上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成功地结构了一个最适中的框架，井井有条地将这些东西装置在里面。而这个结构完全是建立在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发现上的。在这部小说中他们特别要强调他们所发现的一点：和平时期的社会变革是在既有序又无序的状态下实现的，有序是指旧的社会机制仍在左右人的观念，无序是指新的社会机制尚未形成自己的规则。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敢于出格越轨、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就有可能成就为英雄。作者认定了这一发现，也就为小说确立了一个乱世出英雄的结构方式。作者始终围绕着“乱”字，一再地烘托邝健童等主要角色敢闯敢干的英雄气概。但在这种既有序又无序的“乱世”状态下，能够成就其事的英雄行为却缺乏充足的合法性，这就导致了主人公邝健童的感叹：“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都成了石头，这些石头都太沉重，最终会被扔下的……”它赋予这部以歌颂现实为主调的小说一种悠长的悲剧性。
但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我也对这部小说有些不满足。作者面对现实，基本上是一名观察者，小说虽有作者面对现实的发现，却缺少了自己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韩少功的《暗示》因其文体引起了讨论，有人尽管承认这是一部很不错的书，但仍认为将其称为小说是违反常理的事情。我倒是非常钦佩韩少功自《马桥词典》以来在文体革命上的执著，《暗示》算不算长篇小说也许并不重要，而我宁愿将其视为一部最具结构意识的现实主义小说。《暗示》是用大量思想发现的砖石垒砌起来的，这些砖石呼应着真切的现实世界。从创作方法上说，韩少功越过了《爸爸爸》的荒诞、浪漫，回复到他在《西望茅草地》阶段的现实主义，但思想的密度使他对形象的传统意义做出革命性的处理，同时也使他对小说的结构有了一种自主的把握；因此在现实主义的深度上，今天的韩少功要成熟得多。《暗示》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不仅表现在思想的现实性品格上，还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充满现实精神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在阅读中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作品的感染力不仅来自作者的思想发现，也渗透着作者的人生体验。相对于那些毫无思想灵魂的虚饰的写实作品，过分牺牲了形象的《暗示》不是更得现实主义真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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