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问题一箩筐。有他自身的，也有他的时代强加给他的。他跟“哲学界的汪国真”周国平访谈。本来以他在摇滚领域的成绩而论，崔健无疑是大师级的人物，对许多问题也具备了一定眼光。可不知他是慑于周国平20年前美学启蒙潮流中的名头，还是岁数大了，企望早日去除来自学院或庙堂的排斥，赢得某种承认。在《自由风格》里他一直跟着周国平的无聊话头呆头呆脑地走，看了让人怪可怜的。因畏惧知识体制的抛弃而自觉投入到那个体制设立的价值评判体系，我没见过比这更可悲的了。还奢谈什么自由？
至于前一段那场苍蝇拍打跳蚤的反假唱运动，除了表明老崔动机良善以外，还真就看不出什么喧哗的必要了。
孟京辉实验剧的名气一半儿在炒，一半儿在于北京话剧界确实没什么新鲜东西可玩儿了。这种实验剧首先是舞台手法比较单调：众人齐声朗诵口号式的台词，辅以时不时的吉他弹唱，构成了孟剧不同于常规话剧一大标志。后来虽说又加了些背景影像，稍稍弥补了一下舞台的空间与信息，但终归给人一种生硬和欠灵动的印象。当初参演的几个演员现在有不少已是一二流明星了，比如胡军、徐静蕾、郭涛、吴越……可舞台上的演员除了胡军偶尔有感觉外，不是有劲儿使不出（如郭涛）就是魅力几近于零（如徐静蕾等），显见那时这些人还稚嫩，构不成看点。所以从“人”这个因素来说，我作为一般观众，要给这些剧“不及格”。
二是那个“先锋”。只表现在闹腾的浮表上，并没有什么出位而又独到的理念。从导演本人对演员齐声朗诵这一形式的偏爱上，还能看出这些作品的理念深处都有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大集体”情节和鲜明的“红小兵”时代色彩。如此落伍的基础上，即便拼贴、重组、戏拟等技术元素加得再多，捧出来的也无非是一团喧嚣的伪激情。没有个人，没有立场，只有姿态和若干信息碎片，又怎么能指望作品里会有事关本土的沉静与沉痛呢？
我不怀疑孟京辉和他的演员们对话剧的热爱与野心，十余年如一日的演艺坚持，在今天对谁来说都称得上是桩个人奋斗的壮举了，但问题是，这种奋斗真让话剧走近艺术的实质了吗？我忍不住想起北京人艺那帮“北京的农民”。这些年我一直不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土”和刻板，但我尊敬他们，尊敬那种人虽然笨却还想拼命去抓住真实本质的严谨。这种严谨是焦菊隐留给北京人艺和中国话剧界的最大财富，也是孟京辉们的“先锋”所最缺的。一旦意识到自己聪明，其实你已经很不聪明了。何况你这种聪明的大背景还是集体无知集体丧失原创激情。这是国人在各行各业的通病，实验剧不过是多了个例证而已。
看过英达在电视台的一次访谈，记住了只言片语。其中好像有一句是英达说他自己现在拍情景喜剧，已经能做到跟在流水线上生产东西一样流畅了。从中我听出了一种自负，还有无奈。自负是应该的。谁让这人拍了《我爱我家》呢？我相信英达刚回来弄情景喜剧时，国内搞影视的肯定有不少已对《成长的烦恼》服透了，正打着照猫画虎的主意。可为什么只有《我爱我家》弄成了？这本身就说明了英达是个“有料”的人。
但为什么英达后来作品的名声再没有超出过《我爱我家》？问题在于“有料”的英达“料”用得差不多了。第一“情景喜剧”不再是张新鲜的虎皮，炒作的由头越来越少。第二剧作跟不上，北京人的抖机灵往往只停留于浮表，缺乏扎实的生活积淀。第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小品式的插科打诨表演，一次能让《我爱我家》火爆，再用一次效果就明显不如以前了。因为观众想找你要“媚俗”以外的东西。别误会，不是“深刻”，是“回味”。这除了像赵本山这样极少数的好演员能做到外，别人就很难了。第四英达本人对幽默的理解有问题。幽默的根本不是逗完人笑就完了，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与周围人和环境的错位。目前在英达的剧里尚没有向观众传递这种方式的主角出现，一切都是晚会班子似的搭配。角色的性格也太常规。
编剧没底蕴，表演没档次，导演文化水平又有限，看本专业的问题心态不能更超然，再满足于家族对这个领域的数量占领，没有突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现在更感兴趣看英达演的戏。
不知道为什么田震会以现在这个样子红遍南北，总之让人很不舒服。因为早年印象中田震有一种大开大合的大气，不是这么动不动就“靠近我，抱着我”的。唱许巍的《执着》时还好，毕竟有摇滚的气在撑着，可后来索性就怨妇似的媚了。这一媚有了市场，却少了一种可贵的生命本身的硬度。这大概就是艺术家和艺人的区别吧。本来许多人还以为田震那有穿透力的嗓音能成为华语歌里的帕蒂·史密斯呢。
“西北风”那个年代出道的歌手撑到今天的不多，红在第一线的更少。但红的也都是走鸟语一族的。这些人其实都不老。我说这都是因为这些人起点不高，没文化，你信吗。
没文化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人的自我定位不准。
和白岩松不一样，窦文涛其实更善于说新闻。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偏要自恃幽默去卖嘴。演艺圈这种人挺多的。生活里妙语惊人，大家叹为观止，可一上镜不知为什么就打两折。谢圆是这样，窦文涛也是这样。
看窦文涛“三人行”，经常讲半荤不黄的段子，始终闹不清他要干什么，没劲。看窦文涛“一家亲”，看他把内地装傻充愣的艺人向香港同胞引见，像贩私货的，还是没劲。看过窦氏现场主持的人告诉我，窦的现场功夫好生了得。那有个屁用！他的主项是电视。要不然走穴去算了。再说我也不信他走得过吴宗宪。
最难以忍受的是在那张白面书生的脸上，我老能看到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聪明的俗。这俗超过了正牌的艺人。
一直以为香港电影现在最值得研究的导演是三个人：杜琪峰、叶伟信和陈果。因为他们在吴宇森、王晶的盛世之后，面对票房滑坡的窘境知难而上，竟把香港电影带进了一个新的境地。其中，杜琪峰尤其堪称新香港电影的大师级人物。而他的电影，我们更多是从碟上了解的：《阿郎的故事》（周润发主演）、《再见阿郎》（刘青云）、《审死官》（周星驰）……直到后来的《瘦身男女》、《全职杀手》、《我左眼见到鬼》。
杜的电影，以他和韦家辉合作的枪战与江湖片最有个性，颇有古龙小说的神韵。与过往港片这方面的大师吴宇森形成鲜明对照。吴宇森喜欢慢镜头，他则偏偏喜欢快。《真心英雄》、《暗战》还只是动作快情节快，顶多再辅以一点类似录像快进的急跳；到《枪火》出笼，索性连枪战场面也给你处理成幻灯片连放似的样子，用“快”来缩短血腥在视觉上的停留。杜琪峰显然也没有像吴宇森那么对杀人如麻感兴趣，他对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倾注的精力要比开枪多得多，更倾向于表现人的智斗，“快”的技术特色无疑将他的这一兴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他的影片中，杀手们越来越没法像在吴宇森电影里那么轻松潇洒地叼着牙签、迈着慢镜头步子进行他们杀人的伟业，要么是像刘德华那样被死期和刘青云活生生逼到爱与善的末路，要么像吴镇宇张耀扬等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饱受生存与人性矛盾的煎熬……即便侥幸胜利或逃脱，主人公们身上也依然散发着一种洗不脱的落寞，顶多偶尔偷笑一下，然后再心事重重地迈向狼狈不堪生活的下一站。这略带残忍的真实感，使杜琪峰的商业片比起吴宇森的来，更具一种原创的诗意。
但《枪火》以后，杜琪峰似乎陷入一个低谷了。贺岁片一味烂下去，《全职杀手》则试图再克隆《暗战》，只有《瘦身男女》，还能给人带来小小的暖意。但这也不再是以往那个一身落寞的杜大导演了。没有了落寞，杜琪峰充其量也就是个票房高手，但他高，能高得过斯皮尔伯格吗？所以即便真像传闻中那样去了好莱坞，这也是个疑问。
有人曾指出，杜以往的电影，像《非常突然》等，不少得益于幕后的游达志、游乃海等导演和编剧，并非杜琪峰一人之功，对此我倒不以为然，毕竟拍摄班子里杜挂的是头牌，大的感觉肯定还是杜在定。怕就怕他后来的表现为我们揭示了另一点：他对同行的超越是源于技术上的自发而非创作理性上的自觉。要真这样的话，一切都是白说。
把“轮回”摘出来有凑数之嫌。因为他们的歌从来都不是最难听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吴侗唱歌的方式。问题是他们原来是唱硬摇滚的，现在改唱民歌和情歌改编，这个改变让我一直关注。其实这也是这些年中国“摇滚”人命运的一个缩影。除了崔健，中国又有几个是真正执着热爱摇滚的？大多是乘势而上的弄潮儿、墙头草罢了。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呗。
“轮回”现在属于这碗饭混得好的。不过，“轮回”迄今最好的歌仍是那首《烽火扬州路》吧。这点我想他们自己也清楚。不过遗憾，就连这首歌的词都是古人辛弃疾写的。中国摇滚的热浪为什么难以持久，原来是有原因的。至少在文化和血性这两方面，“轮回”给咱们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
张楚去年在深圳演出，应主办方之邀唱臧天朔的《朋友》遭到歌迷指责的消息，感觉怪怪的。一是觉得他终于变得没个性了，成了一名“合格”的艺人；二是想对他说，早知这样，原先的坚持和困惑有时何苦来。毕竟，他的卖点从来不在“做艺人”上，而在某种“坚持”。
不过，这“坚持”大概对张楚已经有点不胜其负了吧。其实，当年一听张楚的《姐姐带我回家》被台商煽成《姐姐》，作为张楚早期作品的最早听众之一，我就知道事情要坏。于是愤怒的张楚终于消失，代之以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张楚，面无表情地赫然出现在舞台上。这表情在《恋曲1990》风行、毛阿敏频繁出现于晚会乃至DJ们对陈百强的悼念不绝于耳的年代，被人误当成了“酷”，其实说它是一个艺术青年面对公众和市场时的手足无措，倒更贴切。而当这种“酷”一旦被时尚青年们奶声奶气地纳入偶像的行列，善良的歌手显然已不忍心破坏人们的幻想了。他只有开始模仿他那一代人心仪的美国佬塞林格，“大隐隐于市”。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试图用“段位”包装自己肤浅和脆弱的一个游戏？
当我今天对大家提及《西出阳关》、《你就走吧》、《失落成堡的居民》、《寻人启事》、《将将将》、《bpm f》、《麦田里的守望者》、《要去那草地的尽头》这些张楚尚未成为“魔岩小虎队”（黄燎原命名）一员时完成的作品，我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为什么一直抱怨说北京、台商和滚圈儿毁了张楚，我有什么资格谴责他们？难道张楚和他们的缔约不是自愿的吗？而这之后的那些作品，难道是另一个叫张楚的同名作者写的吗？另外，当我满怀激动地对诸位提及这些张楚的早期作品时，张楚现在又会对他们作何评价？没听过他们的你们又是否能相信我的论述？这些都构成了问题……
在今天新人辈出的演艺界（别自欺欺人了，摇滚早就是这其中黯淡的一隅了），张楚现在能引以为傲的东西已经不多。甚至可以说只剩下了那个他当年令许多故人错愕与责备的“坚持”———拒绝与任何人与事情保持亲密的联系，试图飞离日常生活的拖曳。作为旁观者，我一直怀疑他目前这种“坚持”之于他歌曲创作的价值，但对他这种“较劲”的姿态依然还抱有某种希望，因为这姿态一旦能和歌手本人对我们本土生存的关注融为一体，说不定就能激发起张楚某种埋藏已久的潜能。可是，一曲糙哥的《朋友》便将这姿态轻轻化解了。塞林格、凡·高、列侬……这些我们这一代人当初共同的偶像没有帮上张楚的忙。
文艺青年们的问题，往往是灵魂硬度的问题。如果你轻视它，说不定它会折磨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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