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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优规模的确定

2003-04-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戴茵 我有话说
作为一个千年文明古国,中国一直以来以农业为本。农村是中国人主要的生产、生活之地。虽说唐时的长安、宋时的开封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那时的城市所起的不过是商贸的功能。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城市已经取代了农村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城市的规模问题也成为经济学家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综合各种媒体所传达的信息,对城市规模的争论基本集中于两点:是选择大城市模式,还是选择中小城市模式。一些人赞成发展超大城市,仿效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的“四大城市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超大城市群。另一些人则竭力推崇小城市模式,建议吸取欧洲城镇经济精华,主张农村城镇化。目前看来,这两派意见均得到了现实的回应。一方面,像上海一类的大城市不断膨胀,正向超大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撤县建市的步伐越来越快,其典型是苏南农村小城镇。虽说这两派对城市规模的意见相左,但他们用于确定城市规模的方法和指标却趋于一致。在考虑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时,人口密度、发展效率、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业的成长以及国土利用效率等6个指标是至关重要的。

人口密度这是确定城市规模的最基本指标。一般来说,人口密度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户籍制度,可以较好地测算和控制人口密度。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目前的户籍制度无力应对这种挑战。如何在取消了户籍制度的情况下测量人口密度,从而确定城市规模,并由此进行城建规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发展效率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等,较早参与工业革命,工业化进程缓慢、渐进,因而形成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跳跃式转移,因而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发展效率要求选择大城市模式,低发展效率要求选择中小城市模式。这点似乎也在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今年中国的GDP值大幅度提高,城市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工业化工业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最大的用户载体——城市。因而工业化水平对城市规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温州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皮鞋制造基地,生存着4000个鞋厂,彼此竞争十分激烈。四川、江西等很多地方曾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如零地价、零税收吸引温州的制鞋商去办厂,想以此来带动城市的发展,但响应者无几。温州的制鞋商认为,尽管该地的税费条件很优越,但它缺少一条完整的制鞋业生产链。少了上游质优价廉的材料、配件供给厂、制鞋机械厂和下游完善的销售网,即使免租免税,他们也无法赢利。由此可见,工业化程度是制约城市发展规模的关键性因素。

信息化信息化发展的城市规模的影响似乎有着互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人们通过网络和计算机大大扩充了生活和工作的空间,足不出户便可进行信息交流,因而不再需要大城市,甚至城市。另一方面,信息化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信息交流的速度,高速的信息生产又要求各种信息载体尽可能大量地聚集在一个空间,以最大地实现接触经济性和速度经济性。信息化的发展到底会限制城市规模,还是会扩大城市规模?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太多,无法给出一个单纯的答案。随着信息产业的成熟,信息化对城市规模的影响程度会更加清晰的。

服务业服务产业是典型的城市经济。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的用户就越多,商机也就越大。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生存。而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帮助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扩大城市规模。因此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城市规模的有效指标。在中国,有大量的矿山城市和“三线?城市,它们的服务功能是相当薄弱,不能承担起向周边地区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商业服务、文教卫服务的职能。随着其主要产业的衰退,它们无法吸纳大量的失业人口,没有替代性经济,规模必然会萎缩。大庆曾经辉煌一时,然而在油田减员后,失业人员甚至无法摆摊做小买卖,因为没有顾客!单一的产业经济使它的城市人口单一,也就没有服务业发展的基础。

国土利用效率这个世界是一个存在着差异的世界。不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差异,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也不可能一致。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水平和它的经济活动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一个地区的国土资源水平和经济活动水平同样也使它对国土利用效率有着不同其他地区的要求。对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高,城市发展就会趋向大规模;对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不高,城市发展规模的压力就会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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