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试图从审美主义视角出发，回应贯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现代性”话题，反思审美视域与现代性问题的盘根错节的内在关系，还原中国现代文学中审美主义的固有的复杂景观。文章认为，现代性已生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而借助现代性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则表现出把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文学史内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而复杂化的甚至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学历史的原初视野则被抽象掉，整合掉了。因此，该文主张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文学的原初视野中去，直面文学的复杂的经验世界，直面原初的生存境遇。从这种预设出发，作者描述了沈从文、张爱玲、师陀、废名、萧红等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新旧错杂的繁复的美感，思考了复义性的寓言诗学问题，并具有创建性地揭示了“挽歌”在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的发展轨迹中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美感意绪。文章表现出重建更为复杂的文学史叙事以及重建更为复杂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的历史脉络的努力。
与此相关，该文试图倡言重建“文学性”的立场，认为“文学性”的范畴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一个值得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而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这种坚守文学性的声音在当今学界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解志熙评 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 （原载《学人》第13辑1998年3月）
刘师培长期被视为政治上可耻的变节分子和文学上守旧的“‘选学’妖孽”，这都是事实，但并非全面。本文以刘师培1905—1907年间在《国粹学报》上的著述为中心，深入探究了刘氏上承阮元的“文言说”而为之弥缝补缺，中经与同一政治阵营而且同为汉学大家的章太炎的两度“小学”／文学论争，各自建立起同以“小学”为“始基”却又相互异趣的文论体系，而刘氏的文学观受西方“真”、“美”分立观念的启发，区分了“美术之学”与“征实之学”的不同，从而断然走出有清三百年汉学家文论的藩篱，为“蹈虚”“贵美”的文学确立了新的存在根据，使带有纯文学倾向的传统文论获得了现代的转化。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史的重要一环。
作者发现问题、把握问题的学养和辨析问题的能力均属优秀。从尘封的历史中发现刘氏此一时期文论的价值已非易事，而发现者着意辨析刘氏思想演变的编年史过程及其所凭藉的中外学术资源和促使其演变的论争背景，尤为可贵。这种辨析与梳理相当重要而其学术难度亦非同寻常。作者于此不避繁难而写得翔实具体、准确到位，使读者藉此对先驱者当日探究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进程的艰难起步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
李存光评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推进相对显得困难和薄弱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思想文化现象的研究，须有新的视角和思路。作者以解放区重要作家孙犁为个案，提示并探析了置身于并属于主流文学、却对主流文学的政治规范和审美要求有所疏离或偏离这种“特殊的存在”。论文显示出作者对孙犁独特的人格心理、文学理念、价值取向、艺术风格之形成和特质，有较真切的理解；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给孙犁造成的无奈与矛盾所作的分析，对形成孙犁艺术“特质”深层原因所作的阐释，都较为确切。当然，表现在孙犁身上的“例外”现象并非孙犁独有，也不仅仅出现在20世纪40至60年代。在这个意义上，论文的阐释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孙犁的认识和革命文学的研究，亦有助于透视当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及其生存方式和状态。后者使论文的话题更耐人寻味、启人深思。
钱理群评 郜元宝：《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本文所进行的“鲁迅基本词语概念的通诠”的研究，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尝试。这不仅是方法论上的新开拓，而且也隐含着对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的一种体认，自觉地用鲁迅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他自己，而不是将鲁迅思想与文学强纳入某个现成的西方话语体系中，成为证明某种时髦理论正确性的“例证”，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这也是“反抗被描写”的努力（参看郜元宝：《反抗“被描写”——解说鲁迅的一个基点》）。
本文对鲁迅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心”的概念，进行了细密的考释，并努力揭示其多层面的丰富内涵，从而对鲁迅的思想与文学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如作者在研究鲁迅早期著作中，注意到鲁迅如何用传统心性之学的术语翻译西方“神思新宗”，在双重误读中实现创造性转化，这就打开了有关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与空间。而作者通过“心”及相关概念的梳理，使学术界过去所忽略的鲁迅与传统心学的关系得以呈现，这应该说是作者的一个发现，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助于鲁迅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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