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是较早地把中国功夫介绍到法国的学者，现在中国功夫在法国很流行，有您的功劳。请问您为此作了哪些工作？有些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译述？
戴：回到法国后，1974年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修改之后，1976年在中国高等研究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第二套丛书）中第一次出版，1980年又针对更广泛的读者出了增补版。这一时期，关于这一方面有两本法语的普及读物，而我的书在法国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太极拳的作品。自那以后，中国出版了一些新的资料，尤其是在美国的道格拉斯·威尔，一些深入研究地方志的文章介绍了比我的研究更全面的太极拳历史。
我在台湾所能交往的太极拳老师，大多侧重太极拳的一个方面。有的侧重技击打斗方面，把太极拳运用到各种技击术上，徒手的、器械的；有的侧重练习太极拳对身体的好处，他们把太极拳融入到别的体操训练、吐纳、打坐中去，这也就是人们现在称的气功或养生；还有一小部分把太极纳到道家、内丹的背景里。我于是去查找研究这几个方面的中国典籍，主要是《道藏》的经文。1978年到1984年，我参加了施贝教授组织的整理《道藏》经文目录的工程，这让我加深了对养生、全真派和内丹的了解。我那时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周履靖《赤凤髓》的法文译本。这本书的优点是概括了有关导引、服气、内丹的经文，复述了在这方面唐朝时期最著名的经文。在译文里我附了一篇导言，第一次向法国大众介绍了这些经文。另外一本著作也是附导言的译著：赵壁尘的《卫生生理学明指》。赵壁尘是19世纪末龙门派的道家大师，《卫生生理学明指》是马克斯·卡当马克老师交付给我的赵先生没出版的手稿。我的译作第一次用法语介绍了内丹的基础知识，以及明清时期人们描述的修习内丹的三个阶段：“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不久前，我又开始研究道家中对身体的各种描述。其中《修真图》是我早已开始研究的，那时学《修真图》的女同学莫尼卡·埃斯波兹多给我看了一份武当山的版本，我非常喜欢，还写了一本书，就是破解这幅图所包括的各种姿势和文字的成果。书里介绍了已知的各种版本、内丹中身体里各个主要穴位，以及供参考的内丹功夫。
除了写书介绍气功和气功主要修习方法之外，我还致力于提醒西方人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以气功大师形象出现在西方的“大师”只不过是些江湖骗子。很多亚洲人把气功看成是一种能很快弄到钱的手段，学了几个月的雕虫小技就自称是某某功夫上的大师。还有的扬言某种功夫在中国很有名，可据我所知，那并不是气功中的精华。1985年，我在法国有幸认识了一个上海人，顾梅圣先生。他是太极拳大师，而且，他的法语讲得非常好，因为他1947年前后在法国学习过，而且和我的一个汉学老师，吴德明（Yves Hervouet）先生交情很好。我和一群朋友跟他练功夫。我欣赏他的睿智、个人修养以及从我们身上取长补短的能力。他教我们保持身体和思想的和谐，通过运动和吐纳寻找一个中枢，来达到最大的平衡和内心的平和。我特别欣赏他这种教学方式。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协会，就是中国科学文化学会，可以让顾先生或者是他的弟子不时来法国，在短暂的居留期间教我们太极拳。顾先生也由此可以培养一些弟子，据说至今为止，大概200多个人得到了他的教诲、指点。
钱：在你看来，太极气功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人的世界观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喜欢中国的太极与气功？
戴：当新的东西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很多问题也提出来了：这些起源于特定背景下的理论，在西方是否也适用呢？是原样接受呢还是反过来才适应呢？如果不了解、不懂得它们的背景，那人们也能去理解去修炼这些功夫吗？是不是单纯地模仿就可以收到相同的效果？这些功夫有效处何在呢？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西方人？这些问题都是我研究的基础，比如中西方对身体的概念、中西方提倡的各种放松方法中呼吸的作用等。在这之中，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个体、个性和自由的追求，是将人类从各种奴役形式中解脱出来了，但它的另一个后果是使人类逐渐忘记了集体这一面，忘记了人和物、人和孕育人类的事物之间的重要关系。西方人在对环境的关注中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又走到了它所包涵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归功于周围环境中最微不足道的基本粒子，像大地的尘埃、空气、波浪等等。而中国的宇宙系统则侧重关系、关联系统。某些西方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系统，但这些系统慢慢被抛弃了。而在我看来，通过中国系统提醒我们这些哲学家提出的体系的存在，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首要贡献之一：让我们意识到既然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是受到限制的，既然别的世界观也有其长处和缺点，那么，问题就不是推论这个体系对另一个体系的霸权，而是敞开心扉去论证几种体系的对峙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
而太极和气功的要点是：让个体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他存在于世界和宇宙之中，让他花时间通过运动来聆听自己的感觉和情绪，而这在活跃而主张干涉的西方却有被忘记的倾向。当然，西方也有一些理论和放松方法，提倡类似于太极和气功的修行。
钱：您由气功太极的实践与理论探讨，进入到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研究，大大拓开了法国汉学研究的领域。据我所知，法国之研究中医，大约始于19世纪汉学家雷慕萨（Ab e l Rém u sa t），请介绍一下近现代法国汉学界在这方面研究有何突破？
戴：雷慕萨确实是最早研究中医的汉学家之一。他自己就是医生，写了关于舌诊的博士论文。除他之外，要到30年代，才有苏利叶·德·莫汉（Souliéde Morant）把杨继洲的《针灸大成》译成法语，不过这本书在医学界的影响比在汉学界大得多。继承这种传统的是当代的克洛德·拉尔神父（Claude Larre）和伊丽莎白·罗莎·德·拉瓦勒（Elisabeth Rochat dela Vallée），他们翻译了《黄帝内经》和《淮南子》的部分章节，还给针灸医生上中医入门课程。
至于我，我进入中医研究领域是通过太极拳，但也是通过我在台湾的一次亲身体验。那是我刚到不久，因为走了好几天路，脚踝浮肿，于是我就去看针灸。那个针灸医生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叫领凌先，是个女医生。她很快就把我的病治好了。她对我很好，答应我往后三年每天上午去她的诊所，跟她学中医。要是没有这段经历，从理智上去接触就困难得多了，最起码会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受惠于这位女士太多，她在我身上倾注了爱和知识。1971年我回法国，就有一些针灸医生和我联系，请我翻译《伤寒论》，我就翻译了。现在我还有点遗憾，因为那时我还不能真正胜任这样带有深奥文献学知识的翻译，那里面有许多错误。80年代，我开始从中国的人文社会历史方面去研究中医。我继续翻译了一些中医典籍，1985年出版了孙思邈的《千金方》里有关针灸章节的译文；同时，我还发表了几篇文章，关于对身体的描绘、身体的理论特别是锻炼理论、骨骼的特征等等。
之后，我指导了一个集体项目，从特定的病例——咳嗽出发，研究疾病的概念。这本著作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咳嗽的药方，这是我的同事和合著者弗里德里克·奥布林热（Frédéric Obringer）翻译的。他现在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员，研究自然界的药物。他也得益于藏医专家费尔南·梅耶（Fern and Meyer）和日本医学专家伊丽莎白·罗莎·德·拉瓦勒的合作。而后者是克洛德·拉尔神父的合作者，尤其是在《里士和梅哥·马歇学院词典》上的合作者。
不久前，我转向研究医学的社会历史和沈括在医学上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观念的贡献；写了一篇关于《苏沈良方》的文章，大概马上就要发表了。这篇文章是研究像沈括这样的一个文人，怎样出于人道主义临时代理医生之职，又怎样严谨地花时间从朋友、近亲、官员那收集最好的药方。他不满足于将这些药方记录下来，而是每次都举一个关于药方疗效的例子，指明谁、在什么条件下、用何种药方如何被治好了。因此他的著作对于了解他那一时代医学的应用是宝贵的资料。近来，我和研究中国植物学的专家乔治·梅戴耶（Georges Métailié）合作，他和我在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亚洲科技史。我们特别研究了中国明朝时的各种饮食制度，比如通过研究《饮食须知》。我们在博士生研讨会方面继续合作，这些博士生研究敦煌医书手稿，这也是我们与国际研究专家，特别是与北京中医研究院王淑民女士正在合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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