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文集》共分六卷：卷一以佛像石刻艺术论文为主；卷二收有绘画书法艺术论文题序和《中国舞蹈史话》、《中国傀儡戏皮影戏发展史话》两部书；卷三收有中日艺术交流的论文和介绍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诸国艺术的文章；卷四收有《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和《印度与东亚南美术发展史》三本书；卷五收有常先生的历年诗作；卷六则收有常先生的个人自述、回忆和纪念亡友的文章以及为他人书稿所写的题记或序跋。其中，东方艺术史的研究论著就占《全集》的三分之二；而在其东方艺术研究论著中，中外艺术交流史又是常先生最为关注的主题。突出体现在考察和揭示两种关系上：一是中印艺术交流史，一是中日艺术交流史。
关于中印艺术交流史的研究，常先生在不少论文和《中国舞蹈史话》、《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等单独出版的著作中曾分别考察了印度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对中国的影响。甚至在游戏玩具、气功和瑜伽等方面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也进入了常先生的视野。如常先生认为，中国象棋应传自于印度；印度的瑜珈也在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气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根据18世纪印度瑜珈所绘制的《瑜伽静坐图》中的人体七个神秘中心，发现其位置与我国古代独有的经络学说任、督二脉上的泥丸宫、神庭、重楼、绛宫、气海等穴位完全一致，由此认定印度瑜伽也曾从中国气功术中吸收过经穴学说。而中印之间的艺术交流，根据常先生的考察，恰恰又是围绕着佛教对中国的传播而发生的。它充分地揭示了中印艺术交流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向来比较关注中国儒学、律令典制、中国化的佛教以及科学技术等对日本的传播，日本学者甚至将上述诸项作为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关键性指标之一，而对中日艺术交流重视不够。常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撰写有《唐代乐舞东渐日本述略》，此后又写有《日本画圣雪舟在中国的旅行》、《唐鉴真和尚与日本艺术》、《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唐代音乐与日本雅乐》、《中日文化交流与茶道》、《日本南画与中国画的关系》、《中国的傩舞与日本的能乐》等文章，具体而又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绘画等艺术对日本的影响，从而丰富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内涵。
常任侠先生之所以在中外艺术交流史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得益于他具有东方艺术史的深厚功底。他自1935年入东京大学（当时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后即从研究中国与西域艺术史关系起步而步入东方艺术史的殿堂。正是东方艺术史的扎实功底，使他有着十分宽阔的视野来考察和研究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艺术交流现象。这正好体现了前人所总结的“博”与“专”的关系，两者相得益彰。常先生的学术体现为悟性与勤奋的结合，他早年在中央大学国文系求学期间即热心参加艺术社团活动，并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悟性和才华，毕生勤奋，笔耕不辍。他还有着在研究对象国从事学习和研究的宝贵经历。他曾东渡扶桑留学两载，得到日本学者盐谷节山、原田淑人、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等人的指导和帮助。1945年末，他又应印度国际大学之聘前往印度执教三载。他在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之余，也曾礼巡并考察印度历史文化遗迹，并利用假期到尼泊尔和不丹等国访问。充分吸收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领悟文献材料的特殊感性和灵感，获得了从事中外艺术交流史研究所必需的田野考察知识。如他就曾实地考察和比较过印度的阿旃陀石窟与我国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艺术遗迹，并且指出了从印度阿旃陀石窟经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到我国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甘肃敦煌千佛洞石窟的艺术传播路线和风格变化情况。
在20世纪的中外艺术交流史研究领域，常任侠先生的不少研究还属于拓荒之作。通过他的毕业开拓，中印艺术交流史的研究已成体系，中日艺术交流史的研究也显出轮廓。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常任侠文集》的出版，不仅方便于文化艺术工作者，也必将推动我国中外艺术交流史的学术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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