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龙教授对萨特其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崭新的定位。国内大多读者一直把萨特当成一位哲学大师,虽然也承认他的文学成就,但一般都认为他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其哲学理念的图解。江龙教授未囿于陈见,而是从萨特本人的自我设计及事实出发,发表了恰恰相反的看法。她认为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不过是个并无多大建树的末流的人物。因为哲学的生命是创新,而萨特并无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他把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通俗化、大众化、功用化,这并不能代表一个哲学家的真正价值。相反,作为文学家的萨特,却绝对是一流的戏剧家:戏剧内容的哲理性、戏剧标题的寓意性、戏剧冲突的复杂性是萨特戏剧明显区别于其他戏剧的显著特征,也是作为戏剧家的萨特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在此,江教授不仅突出了萨特的文学家身份,而且突出了他文学家身份中的戏剧家地位。
江龙教授用精神分析法的批评理念,对萨特的灵魂作了一次近乎残酷的解构性发掘。萨特一岁丧父,父亲在物质和精神上抛弃了他,而外祖父对他的教育也漫不经心。更糟糕的是,由于他丑陋、矮小、瘦弱,常常遭到亲人们的嘲笑和小伙伴们的排斥。受到三重抛弃的萨特在童年时充满焦虑、痛苦和自卑,于是有意识地利用文学进行自我拯救和自我实现,成了一位受人拥戴的大作家。此后,在“自救”成功的基础上,他又用文学作为工具介入政治,踏上了“他救”的征途。对萨特而言,“他救”是手段,“自救”才是目的。于是,我们发现了萨特圣坛之下凡夫俗子的一面。
坚实的立论是江龙写作此书难能可贵的特点。虽然她用主要篇幅解读文本,但又并不拘泥于此,而是与萨特一生的主要剧作一一进行了心灵的对话。首先,她没有一厢情愿地给萨特的作品先套上时髦的理论框架,然后从中找一些东西去印证某某理论,而是沉下来,对作品作坚实的品味和细读,不虚华,不浮躁,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感悟力、鉴赏力和表达力。她的体悟细腻而敏锐,行文缜密而极富渗透力,尤其是对萨特剧作哲学底蕴的提炼,既严谨、深刻、简洁,又到位和多层次,透出一种理性、智性和逻辑的力量。其次,江龙对萨特的文学和哲学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浮士德变奏曲》一章里,作者把萨特40年代的剧本《脏手》、50年代的《魔鬼与上帝》到60年代的回忆录《保尔·尼赞》及对意大利记者卡鲁索的谈话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佐以萨特与上述作品对应时期的言行,再从中挖掘作品间的逻辑联系及萨特思想发展的轨迹,表现出作者女性独特的敏感与难得的缜密。
将萨特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并来考察,并深掘了萨特戏剧的哲学底蕴,是这本书独特的学术价值。江女士作为文学研究者,她没有回避萨特哲学的艰深枯涩,而是勇敢地深入其中,把对其哲学的解读与对其文学的解读联系起来,以哲学来阐释文学,这就避免了以往对萨特戏剧所作的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想当然的误解。自上个世纪80年代萨特在中国“热”起来至今,国内读者对萨特及其学说存有种种模糊认识及误解,甚至还有些别有用心的曲解(比如把萨特存在主义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把萨特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领袖等),而江龙女士在其专著中多处厘清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梳理了萨特思想变化与发展的轨迹,并实事求是地、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萨特其人及其哲学的积极因素以及其社会实践的积极效果,从而有助于澄清对萨特及其学说的偏见。此外,她还毫不隐晦地指出了萨特在理论上的“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因结论的“片面性”与“矛盾性”因而“缺乏深厚的逻辑力量”等不足,表现出专著在学术理路上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何清涟曾把“寂寞”看成学者的必要品格。言下之意是:只有杜绝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功利心,充满审美和诗意地安居和思考,才能为社会奉献有品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成果。江龙教授便是这样一位甘于寂寞,勤于思考、勉于写作的学者。
在2005年萨特诞辰100周年前夕,她把自己用心血、心智凝成的结晶奉之于世,不仅是对萨特最好的祭奠,而且也是对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