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以对文献、对事物、对知识的类分而得名。但千百年来，古人对类书的认识并无划一的认同。如唐代杜佑的《通典》，历代史志官私书目大都收入类书类，《四库全书总目》却列为“政书”类；宋代《太平广记》，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收入类书类，其他古代书目将其列入“小说家”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今人对类书的定义，大多着眼于“辑录资料”、“按类（或字、韵）编排”、“供寻检利用”三个方面，大同小异。《类书通论》则在对一些类书具体分析、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性质作了全新的审视，给类书下了一个全新而比较科学的定义：类书是一种将文献或文献中的资料，按其内容分门别类，组织撮述；或者条分缕析，原文照录或摘录的图书。该定义不仅拓宽了类书的内涵，将“辑录”、“撮述”两大编纂方法编纂的类书囊括无遗；而且突出了类书形式上“以类相从”的特点，将《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定为的“政书”，如杜佑《通典》等，将“纪类分文章”的《文选》、《文苑英华》等，重新划入类书，把《佩文韵府》等韵书与类书严格区分开来。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类书始于《皇览》，学术界基本上已成共识。但为什么创始于曹丕时期？并没有人作深入的研究。作者另辟蹊径，认真剖析探讨了《皇览》产生以前的知识分类，以及“以类相从”与儒家文化“断章取义”的渊源关系，分析了《皇览》产生的历史背景，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类书始于《皇览》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类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学者多从文化传承与文献保存的角度予以正面的评价。《类书通论》则从“统治者的文化工具”、“影响学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两个方面，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它的负面作用。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类书？寻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不难肯定，这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专制”下形成的“怪胎”。在剥夺了人们自由思考、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后，思维的空间被禁锢在一个圈死的范围之内，作为“学者”型的知识分子，除了死啃经书、锐意仕途之外，要想有所作为，就只有注释经典、编纂类书这“华山路一条”了。何况注释经典、编纂类书与搏取学术声誉、仕途进取还“相辅相成”呢！因此，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不知出现了多少死记硬背“不能属辞”的“书簏”、“书袋”、“书橱”！不知出现了多少的“注释家（章句家）”和“类书家”（173页）！作者目光之尖锐，见识之不同凡响，于此可见一斑。
从文化史的角度，对类书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类书通论》注重与历史文化背景的结合，通过对一些重点类书的研究，揭示其反映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在中国封建文化发展与传承中的作用与影响。在具体论述某个时期的类书时，也注意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进而剖析其形成特色的原因。作者的这种研究手法，不仅摆脱了那种就类书研究类书的局限性，而且还提高了文章的学术深度和学术价值。如论述类书由皇家图书馆迅速流向民间的原因时，作者分别从“封建政治统治的相对宽松”、“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达”、“纸张的普遍使用”、“上层社会喜好征事、策事的风气”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在论述类文类书的产生时，着重分析了统治者倡导文学、骈文流行的社会背景。在第四章中，作者依朝代次序，结合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类书，剖析了类书分部分类的特点、类目的类型、立类的思想和目的，勾勒了类书分类体系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而得出结论：类书分类体系的发展演变，体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知识沉淀越来越厚实的文化特征。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类书类目的取舍、前后顺序的安排，大多煞费苦心、具有深意。它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维观念，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的钥匙。类书立类和分类的思想，也是和它们的编撰目的相辅相成的。五、六两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研究入手，结合对类书的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了类书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客观原因。作者认为：类书可以成为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作者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学术眼光。
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资料说明观点，观点附着资料。否则，夸夸其谈，只不过是一些凿空之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十多年来，一直潜心从事中文工具书的教学与研究，多有心得。尤其是对类书的有关资料，了然于心。因此，全书引用类书、史书和古今学术著作数十种之多，信手拈来，恰到好处，起到了为充分说明自己观点服务的作用。此外，现存类书多为古代文献，没有标点，研读并不容易。类书的研究，要求作者除了要有一般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懂得基本的古代历史文化与古文常识，具备博学多能的基础。《类书通论》，就是作者在拥有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写成的。例如在引用类书《编珠》作者杜公瞻的自序时，作者改正了胡道静先生《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引用“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断句的失误，将其更改为“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在引用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时，认为谢诗全篇上下句两两相对，宋胡克家《文选考异》校补的“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两句独不谐调，胡氏增此二句未必可信，等等，都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同时，书中不仅首次将类书划分为类事类书、类文类书、事文并举类书三大类别，而且对当代类书的分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指出编纂小而专的新型类书，应当成为当代类书的发展方向，这一论断也很有参考的价值。全书虽以古代类书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并没有失去对当代学术的研究情怀。
《类书通论》的研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该书中，作者既从宏观的角度归纳了类书的种种类型，又从微观的角度来选取适当的典型作具体详尽的分析和判断。这种有“理”有“据”、评述兼备的写作思想一直贯串全文，使文章观点突出，有力度。如类书分类体系的论述，作者选取《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等三种类书，对宋代类文类书、类事类书、应试类书代表作的分类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又如类书的发展与演变，从最初的“帝王之学”到后来“百科全书”式类书的形成，经历了多个复杂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出了不同风格的类书形态，这些类书既是一个个群体，在群体当中又产生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类书。作者通过对这些典型代表类书的分析研究，由点及面，非常清晰地概括出某个时期类书群体的特征，并较好地勾勒出我国古代类书发展演变的轨迹。譬如，从“帝王之学”到类事之学阶段，就以《皇览》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类文类书产生阶段，以《文选》、《语丽》、《语对》等作为论述对象；“经世致用”类书的兴起，重点论述了《北堂书钞》和《通典》等等。并且，为了论证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列举了众多的史实资料，这些史料分析的结果，使作者的观点更加明朗化、客观化，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
此外，书中还运用了表格和索引的形式，方便读者理解和掌握文章内容、查找关键词句，这也反映了作者与时俱进的学术观与认真细致的求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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