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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斯诺 |
科学已不是那个科学，世界也不是那个世界，现在的科学文化研究早已超越了斯诺本人，但是，在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回到最初，总是一个不差的策略。重出斯诺，其现实意义自在其中。
近年来，“科学文化”成了一个很热的词语，频频见诸报端。关于什么是科学文化，各家有各家的说法，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界定明晰的定义。但是，追溯科学文化一词的由来，总会说起C.P.斯诺。正是这位先生，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使用了科学文化一词。斯诺认为，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学者（斯诺称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一种是科技专家的文化。斯诺发现，“他们的才智相近、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相差不多，但却几乎没有什么沟通”，甚至“他们在学术、道德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共同点”也非常之少。简而言之，这两个群体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差异，彼此不能认同。斯诺说了一个大致如是的例子。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如果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应该感到惭愧的，哪怕他本人的研究方向与莎士比亚毫无关系，因为莎士比亚已经成了基本的文化素养，但是他不会为自己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感到惭愧；相反，作为科学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是不及格的，而对于莎士比亚，他们已经不认为有知道的必要。
斯诺大概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相提并论的人，那时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增加原理，还不像今天这么重要。但是今天，这个定律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
斯诺这个演讲引起了轩然大波，按照斯蒂芬·科里尼的说法，斯诺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之后，至少做成了三件事：
第一，他像发射导弹一样发射出一个词，不，应该说是一个“概念”，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第二，他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若干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第三，他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两种文化·导言》）
《两种文化》的第一个中译本在1987年就已出版，名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一次印数竟达到10万之巨，单是其8500册的零头，就足以让今天的学术出版羡慕一下了。译者一为陈恒六，一为目前在科学文化领域极为活跃的刘兵教授。1994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两种文化》的第二个中译本，不到一年就开机重印，印数上升到15100册，译者是科学哲学界的著名学者纪树立先生。但是，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这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就只能到图书馆里去找了。近几年来，关于科学文化的讨论重新展开。我曾耳闻有好几位中国学者如刘钝先生等正策划购买版权，重新翻译，却忽然发现上海科技出版社捷足先登，已经将陈克艰、秦小虎重译的新版推出上市了。正可谓雪中送炭，恰逢其时。
三种版本的《两种文化》在内容上各有多寡。各版共有的核心文章是斯诺的两个演讲，即《两种文化》与《再看两种文化》。沪版所据母本为剑桥出版社1998年最新版本，增加了斯蒂芬·科里尼的长篇导言，导言的长度几乎与正文相当，对于《两种文化》在西方世界引起的诸多事件和斯诺本人的生平作了详细介绍，可以使读者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有更加深入明确的认识，此为沪版所独有。因核心文章篇幅嫌短，四川版集成了斯诺的另一篇演讲《科学与政府》。而三联版不仅收入了《科学与政府》，还收入了《科学在道德上的非中立性》等另外三篇演讲。因三联版没有任何中译说明，版权页上亦无英文原名，所以无法知道纪先生所据母本为何，鉴于三联版有斯诺本人的前言后记，故所收文章当为母本所有，不是出自中译者的编辑。因而三种版本之差异当承自其各自的母本。上海科技即令有思齐之心，只能徒呼奈何了。当然，沪版还拥有一项其他版本没有的，即该书的中文简体字版权。
斯诺年轻时曾是一位物理学家，在著名的卢瑟福领导的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后来因为一场意外事件改行写小说，并逐渐获得在公众之中的名声。“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是白天和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晚上则与一些文学同事在一起。”由于斯诺这个特殊的经历，使得他能够注意到他所谓的两种文化。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斯诺的演讲观点引来一片喝彩和批评。在当时批评得最为激烈的学者叫利维斯，对此，科里尼在导言中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对于斯诺的两种身份，也有人提出质疑。有科学家指出，斯诺在科学方面只是打打补丁，谈不上什么成就；利维斯则认为，斯诺的小说还不入门。因而斯诺既不是一位科学权威，也不是一位文学权威，没有资格论述他所论述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不论他本人的观点是否深刻，斯诺指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但是又被普遍忽视的现象，并使这个现象凸显出来。
由于两种文化的分裂，人文学者和科技专家都认为对方没有文化；又由于科学和技术在当今社会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就使得人文文化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受到忽视。当这种忽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隐患就会逐渐表现出来。不久前读韩建民先生文章《萨顿新人文主义思想主脉》（科学时报，2003－3－21，B2版），其中说萨顿认为有两类人是令人不愉快的，“一是古典学者和文人墨客，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古代和近代文化的保卫者，他们看不到科学正在他们面前展示出整个完美的世界。二是一部分科学家和发明家更让人不快，他们似乎对人类在五六千年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美和知识财富一无所知，他们不能领略和欣赏过去的魅力和高尚，并且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等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想家。”这两类人正是斯诺所说的文化分裂的两极，一方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一方对莎士比亚不屑一顾。第一类可能是保守的，可能会拖慢所谓科学进步的步伐，但是第二类人则可能对人类文明有严重的破坏性。
在两种文化的分裂中，斯诺的立场更倾向于他所说科学文化。而很多中国学者今天所强调的科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弥合两种文化的用意，或者用萨顿对科学史的说法，就是建立起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所以今天科学文化一词，已经与斯诺本人的用法有了很大的差异。
事实上，斯诺本人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对于文化这个词并没有很好的界定，直到几年后的第二次演讲中，他才讨论了文化这个词的用法。但是语焉不详，他甚至说，“对我自己来说，我相信文化一词仍然是合适的，有头脑的人都会领会它的正确含义”。因而直到1971年，斯诺依然没有对两种文化的概念给出满意的学术表述。可想而知，这是斯诺遭到严厉批评的原因之一。同样，今天使用科学文化一词的中国学者，对于科学文化的概念仍在讨论之中，恐怕没有几位敢于宣称找到了很好的学术表述。近年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明确地把科学文化研究作为三大研究方向之一（另外两者为科学史和科技战略），使得科学文化研究被纳入到专业化的学术轨道，因而科学史所对科学文化的界定自然为学界所关注。
不久前，自然科学史所刘钝所长在接受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文化研究是一个没有确定边界条件的学问，这也适于所谓的科学文化研究。最好的做法是不给‘科学文化’下定义。如果硬要说它是什么，我倒是倾向于斯诺那个遭到很多批评的二分法，这样可以简化问题和凸现矛盾，也可以为我们留下宽一点的活动空间。”（科学时报，2003－3－14）一个精确定义的概念如悬崖一般，界限分明而少有生机，使不同理解的学者难以沟通，难以对话。而缓坡，则有了更多的缓冲，也有了更丰富的可能性。
科学已不是那个科学，世界也不是那个世界，现在的科学文化研究早已超越了斯诺本人，但是，在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回到最初，总是一个不差的策略。重出斯诺，其现实意义自在其中。
（《两种文化》，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两种文化》，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3月第1版；《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查·帕·斯诺著，陈恒六、刘兵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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