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经过了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经济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齐头并进之后，西方经济伦理学已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1997年《布莱克威尔经济伦理学百科辞典》的出版与1998年阿玛蒂亚·森这位长期致力于打通经济学和伦理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经济伦理学研究进入了稳定和繁荣的新阶段。此后西方经济伦理学的3大主流刊物《经济伦理学学刊》、《经济伦理学季刊》与《经济伦理学欧洲评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些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论文也经常出现在《哈佛商业评论》、《经济学人》、《管理科学》等权威刊物上。2003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把“建立信任”作为大会主题，更使一些经济伦理学家兴奋异常，他们似乎觉得经济伦理学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了。但在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北美模式与欧洲模式、西方传统与非西方传统之间的分裂已越来越严重，并直接促成了西方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当代危机。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裂。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近年来，经济伦理领域中不同学科之间的分裂不仅没有多少弥合，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自利的经济人模型与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利他主义的道德人模型、经济学的实证性研究和伦理学的规范性研究在经济伦理领域中的两军对垒仍然没有消除。西方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不感兴趣，像阿玛蒂亚·森这样致力于打通经济学和伦理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在西方实属凤毛麟角。而西方很多伦理学家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影响力仅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了。再加上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他们试图打通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努力，也常常流于一厢情愿。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西方经济伦理学领域，大量存在的仍然还是经济学家、伦理学家，而不是真正的经济伦理学家。
理论与实践的分裂。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长期致力于运用经济伦理理论描述、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和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张皮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西方一些专家学者也试图深入企业，在二者的结合方面做些工作，但近几年在北美和欧洲爆发的大量企业丑闻（其中安然公司还曾获得过经济伦理奖）使他们的信心严重受挫，很多在经济和管理领域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也对经济伦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效果产生了怀疑。这样一来，很多人不再相信道德的力量，而转而相信法律和制度万能。
北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分裂。在西方经济伦理学中，一直存在着北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立，其中前者强调实践，注重经济活动中微观个人和中观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注重经验实证研究、道德教育和道德培训，而后者更重视理论，更关注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宏观问题，强调规范性研究以及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整合，反对经济伦理研究流于细枝末节。近年来，尽管有学者试图整合这两种模式（如企业经营、经济与伦理国际学会现任主席乔治·恩德勒教授），但随着欧洲与北美在很多问题上的“道德分歧”的出现，经济伦理学中的欧洲模式与北美模式的对立反而越发明显，有时甚至还出现了相互攻击和贬低，争当主流和正统的情况。
西方传统与非西方传统的分裂。西方经济伦理学一直试图发展出一种适用于一切经济活动的统一的经济伦理理论。在此过程中，一些西方学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道德传统看作是主流的、合理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而把各种非西方的道德传统看作是前现代的、非理性的、落后的，并加以忽视。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还看不出有多少收敛的迹象。因此，在西方经济伦理学中，非西方的经济伦理理论和传统成为“他者”就非常自然了，而这种立场也必然会遭到非西方的经济伦理学家的抵制。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到目前为止，国内各大学和社科院已成立了近十家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心，较早成立的几家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也都把经济伦理学作为研究的重点领域。近几年来，国内经济伦理学方面的著作、译著和论文成倍增长，各种以经济伦理为主题的会议接连召开，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界的学术交流也非常活跃。但不可否认，国内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危机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除了同样存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分裂之外，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如下问题更值得关注。
首先，我国主流经济伦理学研究承担了过多的意识形态使命，“道德教化”意味太浓，忽视了经济活动中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有简单化倾向，更有陷入“道德万能”的泛道德主义的危险。在经历了90年代对市场经济进行道德反思的理论阶段之后，目前我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进入了关注现实经济伦理问题的新阶段。很多学者都提出，从事经济和管理活动要讲道德，但他们对谁讲道德，讲什么道德，如何讲道德不太关心。他们有时把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道德、组织道德与制度道德混为一谈，有时又不注意道德的层次，对基本道德、积极道德和理想道德不加区分，结果陷入道德苛求或道德放纵。这种经济伦理学研究对现实的经济运作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其次，我国经济伦理学界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道德涵义缺乏深入研究，没有看到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已经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巨变和道德观念的调整。很多学者要么重复一些经济伦理的抽象原则，要么津津乐道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当代意义，要么照搬西方道德框架，食洋不化。他们躲在书斋中，脱离中国的经济实践，而由此得出的经济伦理理论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针对性是不难想见的。
第三，我国经济伦理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严重不足，存在着重视领域和主题而忽视方法的情况。很多人（包括笔者本人）在进行经济伦理研究时方法不明确，是经验实证的方法？还是历史阐释的方法？还是概念分析的方法？还是批判和规范的方法？研究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只能进行泛泛的、大而不当的“大归纳”、“大综合”。由于方法模糊不清，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离一门学科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第四，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的人文性太强而科学性太弱，没有反映出交叉学科的特色。经济伦理学领域中经验实证研究的欠缺导致对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的描述不得要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对道德的理解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经济伦理研究总体上是由搞哲学的人在唱独角戏，他们知识结构单一，其他学科的很多人对此常常不屑一顾。
最后，我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还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为了抢占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制高点”，一些学者在研究还很不深入的情况下，就急于建立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所谓体系，或者试图推出统一的经济伦理学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自由空间，并对中国经济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要克服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当代危机，一个重要途径是保持并强化经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与应用性质。一方面，打破各种偏见和人为壁垒，促进各个主题、各种方法、各类模型、各种道德理论和传统、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经济伦理领域的交叉和融合，最终产生出真正具有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的经济伦理学理论。另一方面，深入理解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和道德生长规律，把握经济和管理活动的复杂性，特别是其中个人、组织和制度的复杂关系，同时注意伦理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真正做到面向实践，面向问题和行动，最终提升经济运行的道德水准和经济决策的伦理质量。在这两方面，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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