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悲剧气氛，显然与国学在当代的命运有关。
似乎也不完全是诸如“文化革命”这样的运动造成的，虽然在那个非常时期，国学研究者遭遇了更多的困难与屈辱，像姜先生，就曾被迫以扫楼梯为业。这种局面开始得还要更早些，早在19世纪末，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以投湖自沉的行为宣告了他对国故沦丧的绝望。作为大师的入室弟子，姜亮夫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发表于1931年的《研究国故应有的基本知识与应备的工具书》，竟然这样开头：“我觉得你们倘有精力的话，不要来弄什么‘国故’这个劳什子！既当不得饭吃，也不是‘安邦定国’的灵丹。既免穿‘国故党’的臭皮囊，也不至于有人骂你们是遗少，更可以免了人家摇旗呐喊痛哭流涕的‘打倒国故’！”可见那时候，国学的处境已相当不妙。
之后是战争，之后是革命，之后又有专革“文化”的命，国学均无奈卷入或首当其冲。在座教授学者中就不乏身陷“牛棚”的，更有历经20年劳改者。这却是当年姜亮夫也始料未及的，如果知道研究国故不仅要挨骂，还可能遭遇诸种炼狱，他还会指点弟子投身此道的门路吗？虽然自己孜孜石乞石乞，终身不倦于此。说起来，我也是学中文的，况在杭州已落草10年，但除了从几个读古典文学的朋友嘴边，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外，对其人其学，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说明自己孤陋寡闻，也多少折射出国学研究的寥落。
与会者谈到姜先生人品之高尚、学问之深广博大，（一生著述近亿字，仅说这数量，天下几人能及？更不要说在所涉诸多领域，包括敦煌学、楚辞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而后人又难以超越的成就。）参加这个会议让我受到一种震撼，感觉到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正是这么一种文化，几千年来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但为什么恰恰在20世纪遭到摧折？
如果以黄仁宇先生所倡之“大历史”观而从长效来看，背后有没有某种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许没有这么一种倾覆，就不可能有其后的大规模更新与建设。这只是我的臆想，一种模模糊糊的猜测。这么一种大背景下，国学又如何逃得过可歌可泣的命运！王国维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后来才成为普遍现象的结局，才以身相殉的。至于姜亮夫先生，尽管竭尽所能，也不过留下一幅挣扎图存的剪影而已。
但这是一种多么高贵的努力！为中华文明将来的复兴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产。以姜先生的说法：“我总觉得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的什么事什么理什么物，他的生成，决不单是为那个地方那个事那个理而有；通通都是为全人类而成立。历史总是为全人类而留的血痕”。姜先生以毕生努力为全人类留下了中国文化的一抹血痕，其情其意，可赞可叹。
（《姜亮夫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4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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