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60亿人口中，中国人约占了六分之一，我们或许会因此感到理解他们的重要性。但对许多或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还是个谜。难道他们在去掉文化外壳之后，真的和我们一样？还是有深刻的差别与我们分开？
秦安平的《合肥四姐妹》给出了令人不安的答案，即二者均有一点关系。秦女士台湾出生，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员，由她来阐释中国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此，她通过编写出生于1907－1914年间的一个大户人家四姐妹的传记，来揭示她们的生活和情感，达到了以前作家少有的深度。这四姐妹的生命历程从清朝末期一直延续至今。总体上说，这个故事对西方读者并不陌生。
一个出生贫寒而又强健无情的人（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水生）发了大财，而他的后代却变得比他软弱、不通世故，慢慢地把家给败了。这位中国人的发财却是通过洛克菲勒同时代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即不通过投机经商，而是因协助镇压一起险恶的叛乱。50年以后，他的孙子武陵“一天到晚几乎都在读书”，读书之余或办女塾，或沉迷于昆剧——一种过时的剧种。武陵的女儿们在几乎封闭的环境中长大，跟着私塾教师学习传统及现代课程。她们与外界的接触几乎只能来自哺育照顾她们长大成人的奶妈。这样的成长背景使她们难以适应即将面对的世界。
大女儿元和嫁给了一个已经离开舞台，结果一事无成的昆剧演员。这对夫妇在大陆解放前夕逃到了台湾。二女儿云和嫁给了一个银行穷职员，后来他进了共产党的“再教育团”。三女儿兆和，嫁给了一个名作家，但他在婚后几乎没出什么作品。最小的女儿长和，一个精通中国传统文化、88岁时还每天练三小时书法的人，嫁给了一个美国教授，永远离开了她深深扎根的土地。
她们生活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和革命时期，但这一切对她们影响之小却令人震惊。元和，在日本占领的上海度过了5年，仅说“生活过得还行。”沦陷区的痛苦似乎已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云和在“文革”中受到了短暂的折磨，但她一般把这折磨视作演歌剧，把审问者视作导演，而她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她要唱的歌词。
读者能进入四姐妹的私生活世界吗？只能是部分地进入。作者描写了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循规蹈矩的阶级，这里妾是标准的家庭摆设。当她们的母亲去世时，家里有和尚念经，仪式持续了49天。在她临死前，佣人们将一个被认为招致她死亡的新生儿活活扔到了垃圾堆。虽然这本书描写了姐妹们的鲜明个性，但是，她们的动机却仍是个谜。为什么兆和总是打击丈夫的自信心？为什么长和放弃她所珍视的一切，安家到一块陌生的土地？这不能怪作者，她仔细地查看了家谱记录，并采访了四姐妹，这些问题还是无法解答。“娴静、礼让、贤淑”，“不出风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尽管她们接受了半西方式的教育，这种理想在抛头露面时仍然能反映出来。
有时，男人们显得更外露些。这本书最生动的章节来自作者对兆和的作家丈夫沈从文信件的忠实翻译。这些信件既有对现实世界的生动反思，也有充满激情的爱的宣言，而这种爱似乎在婚后最初几个月之后就不再了。他怀疑她另有所爱，信里说：“我决不会阻止别人爱你，或你爱别人。”她只是回答道：“一派胡言。”
这本书绝大部分由细节组成，有些还很琐碎。但不是通过那个时代花哨的宣传画式的手法，而是通过与主题相宜的有分寸的淡水粉画式的手法，渐渐勾画出复杂的画面。作者的风格与之水乳交融，语言流畅而不冗长，富有诗意而无卖弄之嫌。
也许有人会因作者没有把书中场景与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如有两处提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的“清党”以及随后的大屠杀。马尔罗《人的状况》的读者也许会对书中人物虽然生活在只隔几英里远的地方，却对这些重大事件似乎没有反应感到吃惊。与此类似，“文革”的过火行为也只对直接当事人才产生反响。其实这些批评都没有击中要害。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故事，我们对它既感到陌生，又觉得非常熟悉。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忠实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重现了一个我们否则将会失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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