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原委还得从几本书谈起。
这些年写“反右”经历的书不少。仅我读过的就有朱正的《1957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林希的《1957刻骨铭心的爱》（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殷毅的《回首残阳已含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等，由于书的作者大都是我的朋友或熟人，读起来自然比别人更觉得亲切。尤其是戴煌和殷毅这二位的书，读后更是让我激动得不能自抑，情绪久久地陷入书中的情景里。因为这两位作者都是我的难友，写的又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就自然而然地勾起我的回忆，当年的许多往事又涌上心头。想起前22年的受难经历，思起后22年还算平静的日子，这两个22年的不同处境，总让我有种“他生未卜此生休”的感谓。
戴煌先生是一位老干部、老记者，在北大荒的“右派”中无人不识，他是最早写北大荒“右派”经历的人，他的书《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也就格外引人注意。在记述死去难友的文字中，戴煌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去抢救。……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读到这里我为之一愣，再也读不下去了，立刻合上书本，躺在床上独自默想，心胸顿时感到无比郁闷。戴煌兄说的这位赵琪，有两件事情，我不曾知道更未想到：一是赵琪也去了北大荒，二是赵琪“死”在了北大荒。因为我和赵琪在“反右”之前，都在隶属交通部的《人民航运报》社工作，我是副刊部编辑，他是驻上海的记者，彼此关系也还不错。在这个不满百人的小单位，竟然划了三个“右派”，这其中就有赵琪和我，还有一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苏铭。“反右”后我和苏铭一起发配到北大荒。赵琪是什么时候去的北大荒，为什么在北大荒一直未见过他，就成了悬在我心中的疑问。在我的记忆里，赵琪当时的“罪行”，远比我和苏铭大，他是不应该轻落北大荒的。戴煌兄又说他死在北大荒，越发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从此开始关注起赵琪的命运来。
关于赵琪当时的“罪状”，朱正先生在他的著作《1957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里，有这样的记载：“又如《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把《文汇报》、《新民报》等等称为‘人民群众所有制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赵琪认为，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这是当年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时，赵琪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按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和判断，赵琪的这番言论应该按“极右派”的“罪行”处理，所以才未跟苏铭我们一起去北大荒。可是我又没有事实根据证明戴煌兄讲述的正误，就一直把有关赵琪的悬念记在心中，多次见到戴煌兄想问都觉得难以启口。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出版后，在知识界引起相当大的注意和反映。原《中国煤炭报》副总编辑孙惠青先生，也是当年我和赵琪在报社的同事，他读过戴煌的这本书后来电话告诉我，书中说的赵琪“死”了的情况不实，赵琪现在还活着，从江西离休后回到了上海。孙惠青兄并说他跟赵琪一直有联系。听后我仍然保持缄默，因为毕竟不是自己所知，是真是假都无从落实。
2003年2月14日，赵琪先生托孙惠青先生转来他2003年2月9日写给我的信，在信中他说了自己的一些情况，这时我再没有理由怀疑活着的赵琪了。
赵琪兄在信中说：“我于58年4月到北大荒，在监督下劳动至60年底，开荒、养猪、种大豆、伐木都干过。58，59，饭尽管吃。劳动强度大，曾一顿吃两斤麦面烙饼。60年，天天忍饥挨饿，劳动强度仍大，一天吃两顿苞米稀饭，定量为二三两。我这个中队曾上吊一人，病死一人，宣布回北京及外地时病倒十余人。我则面瘦脚肿，摘了帽子，到江西……”，从以上赵琪在信中的讲述看，说明我的感觉是对的，他同样不知道我也去过北大荒，我们在北大荒的确不曾见过，不然他不会说那些我也经历过的事情。再一点就是，戴煌兄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说的死了一个人也是对的，只是这个人不是赵琪而是别人，不然赵琪也不会同样说到死人的事。
刚给赵琪复信不久，一天，同样在北大荒劳改过的人民出版社编审王志民先生，特意打来电话告诉我，有本《回首残阳已含山》的新书，书的内容也有关于北大荒“右派”生活的，他让我去买一本读一读。我立即去附近书店没有买到，就托作家陈建功老弟，从十月文艺出版社要来一本。书的作者是殷毅，同样是我的难友。
殷毅先生是《光明日报》的老记者，为人正直且文字功底不错，1957年因文罹难被划“右派”，运动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北大荒劳改结束后，殷毅兄等我们多人，又一起被发配到内蒙古。他的许多情况我还算了解，次日就一气读完了这部书。跟读戴煌兄的书时一样，激动时不免扼腕叹息，为我们这群人的命运唏嘘。在有关北大荒的经历中，书中的“累累白骨埋青山”一段里，殷毅兄引用了戴煌兄关于赵琪之“死”的文字，读后这时我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我想还是应该告诉读者，当年的“右派”赵琪并没有“死”，由于戴煌和殷毅二兄记忆有误，致使赵琪“死”在他们二人的书中。
“死”在书中的赵琪先生，如今还健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了。赵琪兄现在上海生活也是事实。他在信中说：“……83年离休。离休后参与创办上海普陀区老年干部大学，负责大学的十年的教务。近年又与退休大学教授组成课题小组，研究交通建设问题，写了二十来篇学术论文。总算还没有老年痴呆……”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说一句，关于“右派”的坎坷经历，我也写了一部纪实文字，正在一家出版社等待出版。我在写这部书稿时，跟戴煌等人一样，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对于人名的记忆，因为毕竟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又不敢记日记，小的地方难免有误。但是事情的经过绝不会有错，因为是用生死换来的记忆，什么时候都是刻骨铭心的，只要一想就会历历在目。对戴、殷二兄的误记，同是写作的人，我完全能够理解。
当读了这几位难兄难弟的书，我忽然想起老作家秦兆阳先生，他生前有次跟我闲聊“右派”生活，突然向我发问：“你们去北大荒的人那么多，里边作家也不少，怎么没有人写部小说呢？”我一时难以回答，就说：“我想以后会有人写的。”我说的这“以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包括老作家丁玲、艾青、吴祖光先生等在内，都没有写那段生活的小说，纪实性的文字到是不少，唯一的原因我想，就是那段真实生活的本身，远比虚构的小说更让人心痛，反不如照实说来得直接。当然，用小说来写那段经历，就绝对不会出现诸如健在的赵琪“死”于书中这类失实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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