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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教育厅国立西北大学合办暑期学校举行开学式摄影。1924年7月20日摄于西安。第二排右起第11人为鲁迅。 |
20世纪20年代，鲁迅有两次远行讲学，一次是1926、1927年间去厦门、广州；另一次是1924年去西安。南下的那一次有一年多时间，正值大革命由高潮至失败。后半段时间，又有许广平、许寿裳等陪伴，工作生活内容丰富得多，世存的资料也不少。南下之行作为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章时尔可见。相比之下，西去之行留下的资料却较为单薄，研究文章也鲜见。笔者收集有关文献，就鲁迅西安之行的得失问题谈一点看法。
鲁迅西安之行的主要动机是为创作小说《杨贵妃》作准备。把自己置身于李、杨“风流”了10年的地方，感受大唐长安的残留气息，以充实他“破费了数年之工”的这部小说腹稿。可是适得其反，因为有了西安之行，中国文学史上少了一部鲁著小说《杨贵妃》，这实在是件遗憾事，一些鲁学爱好者一提起这次西行，总是很惋惜。一定有不少人心中嘀咕，先生真不该有这趟西安之行。
鲁迅在治中国小说史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唐代文化史料，并作过充分的研究。鲁迅认为：“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在鲁迅看来，这正是现在中国国民所“急切需要”的“国民性”。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唐代的历史文化，就是鲁迅产生创作“关于唐代的小说”的最初的动机。
1922年，鲁迅开始构思《杨贵妃》。总结唐玄宗统治期间，由繁荣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教训，历史人物李隆基与杨贵妃是一个典型的题材。鲁迅研究了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洪升的《长生殿》等，为创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曾先后向老朋友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谈起过《杨贵妃》的腹稿。小说的构想是从玄宗被刺一刹那间，开始倒述，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鲁迅说，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到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7月7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上，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他授意军士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朦胧中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玉环还把手上的玉环给玄宗戴上，但天却要亮了，小说在“春霄苦短”中收场。另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子，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另据有人回忆，还有一幕，是根据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月夜赏牡丹。由此看来，这个腹稿已基本成形，就等着有机会付诸笔墨了。
正当鲁迅酝酿构思期间，国立西北大学邀请鲁迅等学者去西安进行暑期讲学。当时的西安十分残破，现存的遗迹远不是古籍上说的那么一回事。残破还不要紧，政治人文空气颓唐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鲁迅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原本以为西安之行有激发执笔的“兴味”，结果反而索然。在归途中，鲁迅已决定无意写《杨贵妃》了。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鲁迅的《不周山》、《奔月》、《理水》等都是凭着想象写成功的。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西北大学讲学8天，11次，计12小时。以后还在讲武堂讲了半小时。讲武堂的听讲者都是军人，何以要讲小说史呢？
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窃据着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他托人示意鲁迅，讲演时换个题目，意思是，你周树人不肯给我歌功颂德，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鲁迅答复：“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当时有家报纸《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坐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停了几天报。
对鲁迅此举，孙伏园解释道，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这样解释，固然有道理。而许广平却认为：“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许广平的解释恐怕才是鲁迅的本意。
鲁迅的讲演，声音不高，口调徐缓，与人谈家常一样。讲到《红楼梦》时，鲁迅问学生们：“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同学们各述己见。这时一个学生反问鲁迅：“周先生爱不爱？”鲁迅毫不迟疑地答到：“我不爱。”又问：“为什么？”答案是：“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引起一阵笑声。
此前鲁迅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讲述了多年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也已出版。鲁迅西安讲演，由当时西北大学学生昝健行与薛声震二人记录的。整理后，由西北大学出版部寄请鲁迅改定，印入《西北国立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后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附录于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全文约2万字。分为6讲，即，从神话到神仙传、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唐之传奇文、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对照《中国小说史略》，可以看出，这部讲稿是前者的精华缩编。但并不仅如此，讲稿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略》内容，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关于小说和诗歌产生的次序问题。鲁迅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还有关于《红楼梦》的那段著名论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就出之于这篇讲稿。
鲁迅到西安的当晚，就约同行的孙伏园等上街观光，即“阅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墙上书写不少劝人为善的格言，这都是被鲁迅称为“马二”先生的冯玉祥任督军治理陕西时留下的遗迹。此时“马二”所部已离陕为国民军了，其“遗言”经日晒雨淋，已销蚀难辨。在鲁迅看来，“劝善”也是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遗风”。
还有就是西安街面上“巫风”盛行。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阴阳风水的，挂着“有求必应”之类的幡号，随风飘扬。这表明在唐代以后经过千年的长安不但没有长进，反而破败落后了。鲁迅在讲演中联系所见谈到：“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行。”
在西安期间，鲁迅还“全力以赴”地——不但看了碑林、曲江池、大小雁塔、昭陵骏马与驼鸟，还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摊，收罗了一大堆土俑弩机之类的东西。刚到西安，鲁迅就约陪同的西安朋友去买弩机。负责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学讲师兼省长公署秘书的张辛南是顺德人，听说鲁迅要买“鲁吉”（弩机），以为是要买“卤鸡”，他纳闷卤鸡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乡的卤鸡倒是颇有名声，没听说西安的卤鸡有什么好吃。鲁迅为什么一到西安就要尝西安的卤鸡？最后通过孙伏园才了解到，鲁迅所说的“鲁吉”是一种黄铜器，看去机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枪，铜绿斑斑，极饶古味，鲁迅先生爱其有近代军器之风，已经收藏了好几具（从北平古董铺购得）。查鲁迅西安日记，共买弩机5具。
当时，西安还有一个著名的秦腔剧团——易俗社，这个戏社以演移风易俗新戏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戏曲归他任职的这个科主管，所以对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后，鲁迅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话对孙伏园说“张秘夫（即张秘书）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在西安期间，鲁迅兴致勃勃在易俗社欣赏了好几场秦腔戏。
那时，适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鲁迅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送易俗社，表示祝贺。临行前又与孙伏园一起将讲学酬金现洋50元捐送易俗社。鲁迅说，这叫“取之于陕，用之于陕”。易俗社为答谢鲁迅他们，特地设宴为之饯行。席间，演员做了精彩的演出。这是一次饶有兴趣的聚会，鲁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鲁迅西安之行，7月7日起程，14日到西安，走了7天，在陕州到潼关180里黄河水道里就泡了4天。可谓路途艰难，代价不小。如上所列，有得有失。从“得”方面来说，还引出了两篇著名的杂文，一篇是《看镜有感》，另一篇是《说胡须》。
《看镜有感》中，鲁迅从自己收藏的汉代铜镜说开，论及汉、唐以及宋、清等各个朝代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批判国粹家抗拒外来先进文化的行径。他把自己在西安所见唐代遗迹作为例证写进了此文：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指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因此：必须“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另一篇杂文《说胡须》，其中开场白的一段话，可以说是鲁迅西安之行的总结：“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么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往，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文章从在西安浏览孔庙时所见的帝王像的胡须说起，追述自己的胡须屡受“国粹家”们的攻击，揭露他们以保存国粹为借口，实者是反对革新。文中谈到，“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这位名士叫王小隐，山东费县人，北大毕业，当时是《京报》记者，也是上海平民大学讲师。因是孟子74代裔孙“亚圣奉祀官”孟繁骥的大舅子，于是还有一个头衔是“亚圣奉祀官府秘书处主任”。此人一脑子孔孟之道，抗战时期，成了汉奸，窜上伪政权“华北参政会”副议长的高位。抗战胜利时，畏罪自杀。1924年，他也被邀去西安讲学，和鲁迅同行。
文中还有一段直接说到西安之行的话：“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关于这段话，有几种评论：一种认为，这是鲁迅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也是对陕西人民的负责；另一种认为，当时西安的政治文化环境如此恶劣，以至于鲁迅无话可说，西安一趟，倒是鲁迅自己受了骗。
如上所述，鲁迅西安之行，把自己的学术和思想直接传播到西安乃至西北；他通过这次一生中唯一的内地之行，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还结交了一批朋友，查《鲁迅日记》，记有不少回京后对西安朋友的赠书、写信、寄讲稿等活动。西安人民没有忘记鲁迅，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噩耗传到西安，一次纪念大会，参加的学生就达六七千人，西安的大中学生几乎都来了，西北人民热爱鲁迅，由此可见一斑。《杨贵妃》没有写成，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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