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一本新改版不久的杂志的封面标题是《住厂房的人儿们》，随后这本杂志的封面就被收进了一本卖得不错叫《亲爱小资》的书里，以图书出版的周期和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之后各时尚和文化类杂志开始跟进，前者关注厂房作为居住空间的设计与居住，后者探讨厂房作为文化空间的意味。
今年2月，那本最早将厂房作为封面标题的杂志，直接将编辑部搬到了北京东北大山子的一大片空厂房里，同时搬进厂房的还有另外两本时尚类杂志的编辑部。而在此之前，这间近1000平米的厂房是另一家新潮杂志的办公地点，因为经营上难以为继，所以在租期未满前就不得不转手。值得注意的是，“厂房”从一种无人知晓的杂志制作场地的类型，变成杂志领域里的一种时髦姿态，前后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大山子的这片厂房正被塑造成北京的SOHO区，也是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突然成为一个时髦的文化聚集地，以798厂和706厂的闲置厂房为基础，大大小小的艺术中心、个人工作室和随之而来的酒吧休闲场所星罗棋布，仅仅798厂区内就有画廊、设计公司、艺术中心、酒吧等50余处，而且正不断有新的加盟者参与进来。这种情况让大山子厂房成为都市边缘和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中心的混合体，也成为北京时髦文化的实验场和京城艺术家的聚集地。
和闹市区中的一层写字楼或者几个写字间比起来，这样的地方无疑对以“时尚”和“文化”为卖点的杂志，更有吸引力。
对一本商业杂志来说，它本身就是靠酝酿、制造和贩卖姿态为生的。在厂房里办杂志，首先是一种姿态：一种文化姿态和生活姿态——对文化杂志来说就是文化姿态，对生活杂志来说就是生活姿态。厂房现在是北京最好的摆姿势的地方。
厂房成为一种和文化相关的时髦，把厂房当作和文化相关的居住和工作空间，起于上世纪中期，从纽约到阿姆斯特丹，所有满脑子理想才华横溢但不名一文的青年艺术家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城市中的废弃厂房，这些厂房从建筑结构、使用功能到使用成本，都和以往的传统居住型或办公型建筑有根本不同，厂房的高挑高、明亮采光和巨大空间，明显不和当时纽约市民的居住胃口，但确为纽约艺术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工作生活空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SOHO从纽约城几平方公里的废弃仓库，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和时尚的发源地，厂房，也就是loft，也和安迪·沃霍这样一类的20世纪最具有创造性和颠覆精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厂房作为居住和工作空间，就其文化气质和精神理路而言，一开始就和创造性、先锋艺术、时髦感等一系列都市文化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传统让厂房相比那些标准的写字间更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动辄4.5米以上的挑高，几米高的大窗，甚至是像大山子厂区内古董一样的设计经典——50年代东德援建的纯正包豪斯风格的锯齿形厂房，几乎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文化遗存，在这样的空间里编辑杂志，对杂志这样的强调创意与概念的媒体形态而言，应该是相得益彰。
同时，厂房的另一个传统也值得关注：以纽约的SOHO区为例，当艺术家将废弃的厂房区塑造成一个文化街区的同时，对艺术趋之若鹜的中产阶级和真正的有钱人开始进入，最终导致该地区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和天价地价，艺术家不得不迁居到更便宜一点的其他区域，从文化创造到商业利益的实现，无论是不是最初的loft文化的创造者们希望看到的，但却是一种很典型的城市发展逻辑。
正是这样的主题和传统，让厂房形成了一种鼓励创造城市时髦文化的氛围，选择在厂房办杂志，让杂志首先从场地上，进一步从精神气质上和以往的多种纸媒体相区别；同时，历史地看，又暗暗指向城市中一种商业利益的实现。前者是杂志为获得关注而苦苦寻求的姿态，而后者则是商业杂志一个异常重要的落脚点。
在厂房办杂志同时也是一种成本考虑。抛开任何文化方面的考虑，还可以给在厂房办杂志算一笔经济帐。目前北京可出租厂房的价格每平米每天的价格基本在0.7－1.5元之间，而长期租用还可以得到幅度不等的折扣。这样的价格和北京很多写字楼的出租价格相比优势明显。这样的场地成本对一本商业运作的杂志来讲，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时，用较低的成本获得非常醒目的文化姿态，更是一种高效率的投入产出。
用尽量低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空间，是当时SOHO区艺术家们的梦想，同样也构成了厂房办杂志的巨大成本优势。
即使不考虑成本，租用厂房办公所获得的巨大的空间，以及这样的空间的独特性和这种独特性激发、暗示出的创造力，仍然是在厂房办杂志的最大魅力所在。而在厂房办杂志的问题主要来自下列方面：
厂房资源的不稳定性。随时可能到来的开发改造让租厂房与租写字楼等其他办公场所相比，相对不够稳定。
地理位置相对边缘。厂房资源往往位于城市周边，这一点对于时尚消费类的杂志而言，会增加一部分的编辑成本，用于弥补编辑往返城市中心各个集中的时尚消费区域的费用和用在路上的时间。但网络的便捷和编辑往往不用坐班的制度，可以比较容易地弥补这一部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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