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嘉乐1678年12月24日生于摩拉维亚的伊姆拉莫夫村。1694年加入耶稣会。1714年10月被派往中国传教。他不仅学识渊博，精通数学，而且多才多艺，能当乐师，因而成为派往中国传教的理想人选。1716年3月13日他和巴伐利亚的耶稣会士戴传贤一起乘船从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前往中国。他们一直航行了5个半月到达澳门。1717年1月2日安抵北京。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生涯。由于他多才多艺，博得了康熙皇帝的欢心。康熙曾对他说：“待一兼通历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得汝，朕心甚欢。”
除传教工作外，严嘉乐精心学习汉语，研读中国古代典籍。他研究天文和测绘，曾多次亲自丈量和绘制北京地图；晚年还曾研究过月球天平动。严嘉乐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他将旅途见闻、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宫廷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等等向欧洲人作了生动的介绍。他向家乡和欧洲寄发的信件，内容充实，言简意赅，当时关于海外传教活动的文集《世界信息》以及其他学术刊物均予以刊载。他还曾向教廷书面汇报过1725、1726、1727年在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情况，主要是在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的过程中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受迫害的情况。对这类问题的认识当然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严嘉乐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充满了敬羡之情。他潜心学习钻研，同时又用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手段认真加以考核和检验。例如：他根据孔子的著作《春秋》中提供的中国古代的36次日食资料，与当时欧洲天文学家测量出的数据一一加以比较对照，证明《春秋》中的资料除三、四处有错误之外，其余30多项基本上是准确无误的。就这样，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欧洲“学者”蔑视东方文化，说什么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资料不过是人们编造的神话等胡言乱语，从而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这一事例也充分体现了严嘉乐科学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与一些欧洲汉学家的通信中，严嘉乐反对关在书斋里抠书本、钻牛角尖的办法，主张向中国人学习，正确理解汉语的基本含义。从他根据中国古籍提供的资料研究问题的能力来看，他对汉语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严嘉乐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性格抑郁寡欢。晚年身体不好，曾去南昌养病数年，但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研究。1735年8月24日病逝于北京。遗体埋葬在皇帝赐给利玛窦的耶稣会士墓地中。
严嘉乐的著作主要是以他同教会人士和欧洲一些学术界人士通信的形式保留下来，分散在法、英、意、俄、捷克等国的图书馆、档案馆中。30年代，捷克耶稣会士约塞夫·符拉什吉尔收集整理了严嘉乐从中国寄往祖国的书信集，并将之从拉丁文翻译成捷克文，于1935年出版。近年来捷克汉学家约塞夫·科尔马什（高马士）又对这一通信集作了专业校订和补充注释，并遍访十余所欧洲档案馆、图书馆，补充收集了严嘉乐与欧洲天文学家的通信，将之翻译成捷克文并撰写了前言和详尽的注释，1995年以《中国来信》为题出版。这些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使捷克读者能了解严嘉乐的业绩，也使中国的波希米亚学者能向广大的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国际汉学的开拓者。捷克文版的《中国来信》出版后，我国的波希米亚学者将之翻译成汉语。在汉译《中国来信》的首发式上，捷克驻华大使斯麦坦卡先生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的出版，认为这是“中捷两国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衷心希望，中捷两国汉学家和波希米亚学家之间的合作在新的世纪中继续取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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