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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像 |
1975年10月中旬，周扬亲口对我说：“是你父亲介绍我入了党，培养提拔了我。”在周扬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对他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主动承担起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默默地对周作人、沈从文夫妇等人予以尽可能的照顾。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周总理首肯，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也成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习惯做法。
我父亲是中国作协的第一任党组书记。他一直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他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中国作协，直至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把他打成右派为止。在这之前，他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左联负责人之中最主要的一个。
他出身自普通农民的家庭。他在得知李大钊被绞杀之后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头至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又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里历经九死一生。再后来又被自己的同志打成“右派”，还被认定是一个大叛徒，一直到他死后3年，才被恢复名誉，才被定论为是一名真正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父亲的经历，对他个人来说，是奇特的，但如果从他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角度来说，那却是一个典型。
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几乎是专门从事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与传播工作。这项工作起初是独自进行的，从1928年底开始，则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这是一项为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文学事业发展打基础的工作，我父亲做得最早、做得最多、做得最认真、做得最扎实，但也被埋没得最深。
1921年至1923年期间，我父亲所写的新诗使他获得了“湖畔诗人”的桂冠。湖畔诗得到了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文学界前辈的赞许；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曾经向他推荐过雪峰的湖畔诗；1979年11月胡风说，雪峰是“二十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我个人青年时期的诗情诱发者”。
我父亲1941年至1942年在上饶集中营里所写的诗（结集为《真实之歌》，再版改名为《灵山歌》）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读到的人很少，不为诗歌界所悉。但据当时在重庆的邵荃麟说，1945年9、10月间，毛主席在会见雪峰的时候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了。”（《乡风与市风》是雪峰的散文集。1994年钟敬文先生把它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之中予以再版。）
后来，著名诗人绿原在通读了他的诗后说：“雪峰一生的诗作就是这几本，作为高纬度地区的电离层的极光现象，其罕见的悲壮美已足以奠定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
我父亲先后创作了大约二百则寓言，不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算得上是第一人。他自己选编并由黄永玉配图的《雪峰寓言》，以好几种语言出版，非常精美，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我自己也在苏联的报刊上，在以色列的报刊上看到过他的寓言和关于他的介绍。胡风则说他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者”。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因为《红楼梦》评论问题受到批判为止，几乎在每一场有关文学运动的重大论争中，他都发表了关键性的，或者说是定论性的文章，现在已经可以说，比较起来看，他的意见是最接近正确的。例如1928年创造社批判鲁迅时，他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不但指明了创造社同仁们的错误，而且还在革命文学运动内部第一次地从正面肯定、从而公开维护鲁迅，维护鲁迅的反封建的伟大功绩，在实际上终结了对鲁迅的攻击。李何林指出这“实在是一篇这一次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
例如，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争论中所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第三种人”的问题》，不仅深刻地批判了胡秋原、苏汶所代表的理论上的错误，同时还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他的文章，在反右以后被认定是“认敌为友”，在后来反“左”时又被指摘为是在搞“左”。值得注意的反倒是被批判对象的反应。苏汶说，雪峰“这样的一篇文章，无疑地要算是这一次迁延到一年之久的论争的最后的而同时是最宝贵的收获”。而胡秋原在1985年回内地访问时对宦乡说：“雪峰一直是我的朋友。”
例如，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所发表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事实上是对这一论争的总结。此文随即受到刘少奇（莫文华《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肯定。
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关于反对“写政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主张，他对老舍先生“写政策”倾向的批评，对刘白羽的作品《人民战士》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虽然当即受到误解和曲解，但是他所反对的主要倾向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雪峰自上世纪20年代末直到他在文坛上消失之日，一贯反对文艺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创作实践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
他最早地（1946年1月）指出，用政治标准第一或者艺术标准第一的方法来衡量评价艺术创作，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那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艺术创作引导到狭隘的道路上去。为此，他对艺术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标准，那就是统一的社会价值。
同样是在1946年1月，他写成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科学总结，而且明确地把民主与文艺这两个概念连结在了一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与普罗的，也就是大众的文艺相互结合。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出他与毛主席后期所犯严重错误之间（包括在文艺问题上）的理论分歧来呢？
1975年10月中旬，周扬亲口对我说：“是你父亲介绍我入了党，培养提拔了我。”在周扬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对他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主动承担起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我父亲的最后一则寓言（我为它加了《锦鸡与麻雀》的名字）写在周扬去看望他、向他表示了歉意与友谊之后。
用丁玲的话说，我父亲不但提拔重用了周扬，同样提拔重用了胡风，最初地把他介绍给了鲁迅。对胡风，我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予过严肃的批评，但始终不同意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与斗争。在重庆乔冠华他们批判胡风的时候，他向周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为总理所采纳，在香港再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1955年上半年，据我亲眼所见，他拒绝了让他执笔来写揭批胡风的主旨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是由林默涵写的。他的保持沉默成了他的重大罪状。
同样可以说丁玲也受到了我父亲的提拔重用和培养。她说，我父亲是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最中肯因而也最令她难忘的批评者，也是她最后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深刻的批评者。也是我父亲派她去主编《北斗》并且把她引荐给了鲁迅，最终指派聂绀弩护送她去了延安。
我父亲对一系列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过评论，其中包括巴金、艾青、柯仲平、欧阳山、柳青、马加、赖少其、杜鹏程等等。他不但对他们的作品从艺术理论的高度，做出了深刻的、比较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作家本身给予了很大的爱护。
陈望道、朱自清、叶圣陶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他自始至终尊敬他们，他也始终受到了他们的爱护。
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默默地对周作人、沈从文夫妇等人予以尽可能的照顾。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周总理首肯，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也成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习惯做法。
在左联决定开除郁达夫的时候，唯有鲁迅和我父亲表示坚决的反对。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父亲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仍然坚持收集、整理郁达夫的作品，亲自编订了《郁达夫文集》及其生平年谱、著作目录。
他对一些有过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如韩侍桁、姚蓬子、冯达等等，一直保持善意的对待。对他的这种态度，周总理、董必武、冯乃超同志不但不反对，反而要他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关系。
骆宾基说，在重庆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和老舍先生、姚雪垠先生分别有过彻夜的长谈，非常严厉地批评过他们。但解放之后，就我亲眼所见，他却非常尊重他们，也非常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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