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代，这里我仅作一简略回顾：
（1）传统语言学（或称“语文学”philology，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
（2）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19世纪）
（3）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20世纪上半叶）
（4）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20世纪下半叶）
（5）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这五代并不像生物的交替，一代去了才有下一代，而是新一代出现，老一代仍然存在。现在真可算是语言学界的五代同堂。
回顾20世纪，由于索绪尔提出了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等一套新的观念和学说，标志着结构语言学的诞生。他认为语言学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这一教条到20世纪的后半叶已被突破。语言学中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新的学科，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出现，人们研究语言不仅仅是为了认识语言，也是为了了解人的自身。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便有了新的变化。
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都有它的哲学背景和邻近学科的影响。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除了语言视野的扩大，跟生物学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是有联系的。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跟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原子和分子结构的理论也是有联系的。生成语言学的出现跟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回升也是有关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跟生命科学尤其对人类大脑研究的兴趣显然是有关联的，当然也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有关。这说明各学科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关联。
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从对语言结构的描写进而要求对语言结构作出解释。描写是基础但不能只满足于描写。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既注重语言个性的研究，也注重语言共性的研究。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势力一直很大。音韵学和训诂学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很大的比重。国外的语言学理论通过不同的途径多少也传入了中国。20世纪较明显的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语言学。虽然形式主义语言学（如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也传入了中国，但是其影响远远不如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其原因何在？这也值得我们探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语言学会的一次年会主题是“To Study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Time，Space，and Society”（置语言研究于时间、空间和社会中）。这标志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境界。虽然当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在美国正处于高潮之中，但有识之士能提出这一主题，可见一家之说并不能淹没语言学发展的潮流。这一潮流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将延续下去。
21世纪将继续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下去。随着科技的新发展，语言学将会出现新思路和新格局。生命科学（其中包括大脑、认知、基因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影响语言学的发展。有人已经在利用基因来寻求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用认知解释语言和客观现实的关联、语义网络的设计等等新的课题不断涌现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
（1）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现代语言学中很多课题的研究只靠语言学家很难单独完成。如语言信息的处理需要跟计算机科学的人员合作，社会语言学要跟相关学科的人员协作。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成了科学发展的总趋向，这就有必要破除语言学“单打一”的思想。
（2）新的学科将继续不断涌现。20世纪下半叶的语用学（pragmatics）和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以及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发展说明传统学科的分类难以适应语言学发展的需要。语音学（phonetics）和音系学（phonology）的分家也说明了这一点。观念的突破意味着思想上的“革命”，学科框架的突破正是反映了这种“革命”。以古汉语的研究而言，它将融入这些新的学科。音韵学和训诂学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深化语言的研究，也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的思想也必须不断更新。为了适应语言科学的发展，我们的语言教学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为此我有以下三点建议：
（1）今后中文系和外文系应该加强合作，最好也加强跟民族语言院系的合作。现在中文系的学术活动往往不找外文系，外文系的活动也不找中文系，更少跟民族语言院系联系。这种隔阂十分不利语言学的发展。当然对教学也是不利的。
（2）学校课程的设置应该跟语言学的发展相联系。现在的课程有些已不适应当代语言学的需要，有些需要开设的课程都没有。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改进。
（3）建议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语言学系。这已经是多年来不少学者呼吁的一件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和北大怎么能连个语言学系都没有呢？事实上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格局已无法适应语言学发展的需求。
我们如果做到上述几个方面，我想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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