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书有个好处,就是内容可想而知,都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或者说黑幕小说。它们能够大行其道,也算是反腐败的一个成果。虽然腐败现象未见有得到明显遏制,还有省级干部李嘉廷、丛福奎前仆后继(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为反腐败的正面积极成果),但却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眼前这类小说的流行,就是其中的一例。
想像力匮乏是当今文坛的顽症之一;批量克隆则是现代化商业的主要机能。《上海宝贝》出世之后,各种各样的“宝贝”泥沙俱下;《中国可以说不》之后,《中国何以说不》、《中国不可以说不》、《中国不可以不说不》同样赚得盆满钵满。所以针对大量雷同的以职务为题目的书籍,读者固然可以堂而皇之、出师有名地大张伐挞,但却难免不像重拳击中棉花包那样扑空。因为读者跟作者出版者联盟之间,所要求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前者要求艺术和经典,而后者关心的是码洋与版税。而且他们还可以振振有辞:无论什么时候,精品总是少数。它们只有在垃圾的层层包围之中,才能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