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英国的海员、商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两批英国外交使团（分别是马戛尔尼使团，1792－1794；阿美士德使团，1816－1817）共近千人来到中国，希望以平等、互惠方式与中国建立外交商贸关系。总之，在中国被迫于鸦片战争战败后开放5个通商口岸前，踏上中国土地的英国人已难以胜数。那么，从反方向来看，中国人在同一时期游历英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中英第一次的“准”官方接触应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若干年，即1866年（同治五年）。这一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的张德彝等3位学生在清朝官员斌椿及大清总税务官英国人赫德的带领下来到欧洲，并游历了英国。而在此之前，是否有中国人去过英国？一般史书语焉不详，或低调处理。
事实也是如此，比起英国人兴师动众，中国人相比之下就显得低调沉默，这也许与中国人赴英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带有很大偶然性有关。
据范存忠教授研究，第一个到达英国的中国人是南京人沈福宗（Michel Shen FoTsoung，米歇尔为其教名）。他于1687年随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来到法国，后转往英国，和牛津大学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相识。至于他在牛津呆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根据海德的《遗书》（Syntagma，1767），知道沈第一次给海德写信是在1687年1月25日，最后一次是在1688年2月1日。我们也不知道沈会不会讲英语，但他留在海德《遗书》里的几封信以及有关中国语言和娱乐的说明文字，大多用拉丁文写成。因此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他能讲拉丁文，而拉丁文当时正是学术界的通用语。范存忠教授最后不无惋惜地说：沈的大部分书信谈论的是生活杂事以及非常粗浅的中国文字及口头用法等等常识。若沈当时能向牛津人展示自己民族更杰出的成就的话，他肯定会在英国更引人注目的。是的，关于沈福宗，材料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作为中国人的经历，我们却不得不去掏英国人的故纸堆，多亏其中的只言片语，才勉强把中英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史实勾勒出一个朦胧的轮廓，确实是号称编史大国——中国史学家的一大疏漏！
这样，沈福宗就开了一代之先河，他不仅是第一个游历英国的中国人，而且显然还是第一个访问英国大学的中国人。那么谁是第二呢？
凑巧的是，第二批赴英的中国人也与传教士有关。1723年底，意大利耶稣会士里帕（Matteo Ripa）由于传教事业陷入困境回国。从北京出发时，他带上了4个中国学生及他们的先生，一路颠簸来到广州，最后登上了一只英国船。在这个英国“移动的国土”上，英国人对这些中国青年态度极端恶劣。仅仅因为其中的一位中国学生得了皮肤病，船上的医生就宣布他得了麻风病，威胁要给他用猛药，让他去死；而且还建议船员把这些中国人一个个扔到海里去。因此，由于英国海员的侮辱以及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这次航行对这批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场噩梦！
他们先到达了伦敦。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对这一行人大感兴趣，就邀请里帕和五位中国人进到宫中共进晚餐。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可惜缺乏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们随后就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里帕的家乡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在里帕的心目中，那不勒斯将是他又一个事业或梦想的起点。他要在这里建立中国学院（Chinese College），以弥补他残留在中国的遗憾。经历了近10年的磨难，其中包括其他神职人员的嫉妒和自身的经济困难，中国学院终于办成。这个学院共办了150年，培养了106位中国教士。
有一点值得一提或英国人不能忘记的是，这个中国学院还为马戛尔尼使团——中英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92年春季，即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前夕，副使斯当东爵士偕儿子托马斯受命赴那不勒斯。其使命只有一个：为使团寻找中文翻译。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多世纪以来抵达中国的英国人难以胜数，而且在英国出版关于中国的专著也有十数部（这还不包括从欧陆各种语言翻译的著作），但当时在英伦三岛就找不出一位能懂中文的。为了在翻译方面不依赖或受制于中国人，他们必须到欧洲大陆去寻找、聘请。自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不勒斯的这所中国学院。结果他们如愿以偿，有两位在这里留学准备担任天主教神甫的中国学生愿意充当使团的翻译。后来，有位英国作家（John F. Davis）不无嘲讽地说：“信奉新教的英国人不得不屈尊寻求两个天主教神甫的帮助，聘请他们担任译员，以完成使团的重要使命。”当然，这些都属于后话，我们言归主题。
综合钱锺书、范存忠教授的研究，1757年，伦敦出现了一封外国人的信札——《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济安书》，简称《叔和通信》（“A Letter from XoH o”）。在这封信里，那位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一开头就说：“这些（英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他们不但和我们中国人不同，和别的欧洲人也不一样。”其实，这封信自始至终对“不可理喻”的英国人性格进行严厉谴责，而且还充满着影射。据钱先生统计，除了一处提到孔夫子外，本信的文体再也没有什么“地方特色”了。3年后，伦敦的一份刚创刊的日报《公薄报》（Public Ledger）登载了更多的由在伦敦的同一个中国哲学家写的信。其中有他写给荷兰商人的信，谈了自己对伦敦的印象，说：伦敦市街空气沉闷，英国号称富裕，实很贫乏等等。后来，在本报上陆续发表了119封，大部分是这位河南籍的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朋友，一位在北京的礼部官员的。这些书信后来结集出版，就是在英国文学史上通常提到的《世界公民》，副标题是“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本书还附插图一页：一个中国人，长袍、凉帽、八字须，翘着几根葱管似的手指，站在花园里，跟一个英国女子聊天。然而，没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位中国人，他曾在英国及欧洲大陆游历，并不断地给“东方朋友”写信。评论家普遍认为，这些信都是英国人假托中国人创作的，目的是让人对英国乃至欧洲的道德沦丧加强警觉。其实，假托外国人写游历自己国家的观感，借以批评社会，这种文艺形式在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就颇为流行，最有名的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这些，英国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就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前后，有一个中国商人乘着葡萄牙人的船只来到欧洲（1782－1796），后来“遍历海中诸国”，来到“英吉利”。这个中国人叫谢清高（1765－1821），广东商人。他赴海南途中，船失事，被葡萄牙人的商船救起，于是就跟随“番人”航行。后因双目失明，才在14年后结束海上生涯返回广东。1820年，一位叫杨炳南的，在澳门遇见谢清高，听他讲述在海外的见闻，觉得很有价值，就将其记录整理成书，即《海录》。《海录》是中国人用亲身经历来记录欧洲（包括英国）的地理、风俗以及诸如商业、贸易、航海、军事、海外殖民等的发展状况。这些比起中国文人的“海外述奇”不知要精确多少倍。
以下是谢清高在《海录》里对当时英国地理、风俗的描写（转引自钟叔和著，《走向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达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他还专门描写了一些新鲜事，如伦敦的自来水设施：
“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
看到这里，作为生长在还算是较发达地区的中国人，我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到了19世纪的80年代为了在夏天汲水，还常常要半夜起身去井边排队静候！
颇为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若干游历英国的中国先驱大多名不见经传，而少有的一部欧洲（包括英国）旅行记也基本未引起同时代人的兴趣。中国对海外的了解直至鸦片战争惨败后还是停留在“红毛”“番鬼”“夷蛮”等等的套语上直到18世纪末还未有一部关于英国的专著。其实，这也并非不易理解。对书感兴趣的文化人当时都忙于“四书五经”考功名，就像今天的中学生背课文准备高考，一些大学教师为了评职称拼凑现代的“八股”论文，哪还有精力、兴趣来读闲书了解万里之外的闲事啊。但往往改变人的一生、甚至推动社会前进的就是这些闲书、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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