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第三章的大标题是“杨绛欺侮弱小？”虽然打了问号，但接下来有两节小标题分别是“杨绛同事披露受杨绛‘欺负’内幕”、“范旭仑：杨绛是在恶意欺负卑贱软弱者”。然后以记者的身份，认真听取了李洪岩、范旭仑两位受欺负的“卑贱软弱者”对“翻译家、作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锺书夫人杨绛”的控诉，听起来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记者边记叙边发些不平之论。最后在“记者手记”中援引两位受欺者新编的《为钱锺书声辩》一书中谩骂杨绛的话，作为本章的结束语：“或许夜深人静，你会真情流露，感觉自己错了，感觉自己太无耻了。”仿佛是在教导年近90的杨绛女士能够慎独自省、良心发现，不再“欺负”弱小。但在本章中没有发现作者就此事对杨绛的采访，也就是她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给人一种印象：杨绛是个“凭仗丈夫势力，假借法律的名义（范旭仑语）”，专门欺负弱小的霸道老人，也当然就是该被撕掉面纱露出嘴脸的丑角之一。这倒使我想起一位美国作家写的小说《金喇叭》，写的是有个地方，喇叭在谁手中，谁就拥有了真理。因此不自量力模仿受杨绛“欺负”的“卑贱”者所作《为钱锺书声辩》，替被“卑贱”者怒骂的钱锺书夫人杨绛女士作一“声辩”。
愚钝如我者，最初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李、范二人如此痛恨杨绛，却在受到如彼的欺负之后，还要声嘶力竭地去替杨绛的丈夫钱锺书声辩，且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慨。认真琢磨方体会出个中三味，原来“声辩”名为钱锺书，实际上是替自己申辩。怒骂杨绛的原因，是杨绛曾否定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其蒙受经济损失。且看该书第38页：“李洪岩告诉记者，1997年12月7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登致歉声明：‘本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钱锺书评论》（卷一）一书，编者李洪岩、范旭仑。该书未征得钱锺书先生许可使用了他的信函、手迹等，其中未发表作品31件；编者未经钱锺书先生许可，对钱锺书的《围城》进行注释，侵犯了钱锺书先生的著作权。为此，我社除已对《钱锺书评论》（卷一）一书封存销毁、停止发行外，特向钱锺书先生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照理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声明、致歉并对《钱锺书评论》封存销毁，是一种知错能改的负责态度，是对钱锺书著作权的维护。无论是钱锺书本人的检举，还是杨绛女士的揭发，这个结果都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但记者却这样写道：“对于道歉声明，两位编者一直隐忍不发，这一次范旭仑终于愤怒地开口说话了。”这种描写大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小常宝控诉座山雕那场戏的效果，他说：“作为该书的编辑，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报纸上向任何人作过道歉，至于说该书的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道歉声明，既没有我和李洪岩署名，事前更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事后也完全不打招呼。为此，我们曾一度想状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侵犯了名誉权、歪曲了作品。”记者还着重指出，李洪岩和范旭仑表示：“必须趁杨绛先生健在的时候，将此事说说清楚。”
不知为何这种话也好意思说得出口。为什么要“趁杨绛健在的时候”将此事说清楚，而且还是“必须”。口气之大，同前边说的“一直隐忍不发”真是判若两人。为什么以前能“隐忍”，现在就凶相毕露了呢？主要原因大概是他们曾尊敬的钱锺书先生已做古了吧？再者他们想让杨绛“说说清楚”什么？事情难道还不清楚吗？假如杨绛没说清楚，国家版权局会下令处罚吗？你们“未征得钱锺书先生许可使用了他的信函、手迹等未发表作品31件……”这还用再说清楚吗？不就像有人拿了人的东西被捉，反而质问人家，为什么抓着我的手脖子一样吗？其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勇于承担责任，自甘蒙受损失把书销毁致歉，而这位无视版权法的编者，不去向出版社表示欠意，竟好意思要状告人家？其三，说什么“事前更没有征得我们同意，事后也完全不打招呼。”好像法律该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犯法与否的标准得由你是否同意道歉，或道歉书上是否有你们的大名来定，你不同意就不能算数，这样说来，你们侵权违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出版社受你之累，你不思悔过，反而一幅愤怒的样子。实际情况记者已交待得很清楚：“李洪岩还向记者出示了收条——他手头现存的115册样书也被迫交出”，书都交出来了，硬说没打招呼，这话的折扣怎么打？如果对处罚不服，你们为什么把书交出。大家都知道交出图书与登报致歉，是版权法处罚侵权案不可缺少的程序，我想范先生是不会没有经验的吧。
作者绘声绘色地写道：“李洪岩面对记者，一脸愤懑和无奈，他表示，严肃、正常的学术研究遭到了无理却有力的干涉。”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就拿人家的作品去出版，这也算“正常的学术研究”？据说关于钱锺书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很多，还没听说杨绛状告过谁（侵权者除外）。因此，我觉得对钱锺书夫妇的维权行为，你可以表示无奈，但“愤懑”却应该改为自责。指责人家为“无理却有力的干涉”，这种态度可否算作是对著作权法的一种公然蔑视。
在不长的文字中，作者多次描绘了范旭仑对杨绛的“愤懑”以及“愤愤不平”。作者写道：“不久前，范旭仑对此事作出如此质问：‘杨绛为什么如此穷追痛打，不依不饶呢’？”尽管他含糊其词地列举了三种假设，归为一点就是猜测杨绛因他们指出其作品中的错误，而进行打击报复。果真如此吗？请往下看。原来此君早在1995年便侵犯过钱锺书的著作权，被抓过一次。细想一下，也是二进宫了，怎么好意思如此恼羞成怒。你说人家能因为第一次抓过你，第二次就放你一马？既然有了让人抓过的教训，第二次就不该再出手。
为什么会出现第二次，因为范先生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对第一次的错误有所认识。如记者了解到：“令范旭仑至今愤愤不平的是，范旭仑和牟晓朋‘精心制作’的，献给钱锺书诞辰85年的寿礼，被杨绛当成废品‘勒令销毁’。这就是《记钱锺书先生》的著作权纠纷。”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人家送的又是“寿礼”，更不应在开打之例，钱锺书、杨绛为何如此“廉政”，拒礼而又打人。作者在文中也作了介绍：“1997年5月31日，杨绛，钱锺书致信国家版权局，指出：‘大连出版社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于1995年11月擅自将我们的私人信函、墨迹、照片等，连同其他记载失实的报道，编成《记钱锺书先生》一书，’是对他们著作权、肖像权的严重侵害，请求国家版权局予以保护。”另外作者还介绍了钱氏夫妇对该书的评价：“格调低下，文字粗俗，其所收罗之多篇报道内容失实，不知所云，甚至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这同此前记者对该书的评价大相径庭。记者的评语是：“这是一本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但最终国家版权局还是依照版权法进行了查处，据范先生称，花了5000元登了致歉广告（前边提到的那次不知为什么没向他打招呼），销书罚款，并无疑义。
事隔5年之后，范、李二人旧案重提，借记者之口，把光明正大且广而告之的维权行为当成黑幕，向杨绛兴师问罪，真有君子报仇5年不晚的坚忍。从《文化嘴脸》一书的叙述中，尽管作者带有很大的偏向，我们也明白地看到，当年状告范、李二人侵权的是钱锺书、杨绛夫妻俩。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范、李二人为什么不在钱锺书健在的时候据理力争，让他说清楚，因为侵犯的多是他的著作权，最有资格说清楚的应该是他，却“隐忍”到钱锺书去世以后，要杨绛一个人说清楚，这就耐人寻味了。
为了集中对付杨绛，作者写道，范旭仑说：“杨绛是钱先生的妻子，但并不代表钱先生，两人性格不同，思想迥异，比如杨绛以‘杂写和杂忆’闻名，而钱先生极端讨厌自传和回忆录。”好一个分化瓦解，区别对待。且不说“两人性格”是否相同与你何干，也不论杨绛是否有资格代表钱锺书，有一点十分明确，两次状告范先生的是他们夫妻二人，不可以转移视线。范先生说杨绛是“以‘杂写和杂忆’闻名”，让有良知的人齿冷。稍稍有些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杨绛先生早年便以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而获得大名，又以翻译《吉尔·布拉斯》和《唐·吉诃德》享誉读书界，其散文、小说创作也独具影响力，怎么以钱锺书研究者自居的范先生竟不顾及这些成绩，而将其贬为靠写“杂写和杂忆”闻名呢？作为“文化记者”的徐林正先生如此照录不误，或许这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文化水准？
借着《文化嘴脸》一书作者的提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杨绛先生的“杂写和杂忆”，不正是范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之所在吗？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李洪岩，范旭仑还指出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的数十处错误。如杨绛认为钱锺书的‘中书’是小时候抓阄抓到一本书得到的，但事实上是钱锺书的爷爷所取的。”
杨绛先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书，据记者介绍，“全书记事文字才四、五千字”，二位先生就指出了“数十处错误”，暂不管是否有不错误指的地方，也足可见出两位对杨先生的“杂写和杂忆”用功之勤。不过从前边记者举的几个例子来看，似有小题大作之嫌（也许局外人不懂考证的个中辛苦）。如钱锺书的学位问题，记者说：“李洪岩根据多方材料指出，钱锺书所得并非副博士，而是学士。”其实无须费那么大的周折，美籍华人夏志清撰写的《重会钱锺书纪实》一文明白写着，“我问他（指钱锺书），才知道他在牛津大学拿到文学士（B·Lit t）学位。”十分清楚，钱氏亲口告诉夏志清，自己得的是文学士学位，决无隐瞒虚报。这也有必要加以考证？另外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所纂《家谱》中也明确写着：“（钱锺书）留学二年，得文学学士学位。”这些文章、家谱之类东西，不像武侠小说中的武林秘籍，密不示人，一查便知。更何况现在是信息时代，一经报刊，广泛传播。用如此考据工夫，大费周章，虽然态度严肃，结果可能不及最初的想象。记得钱锺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在雨天凑巧拿着一根木棒和一方布顶在头上，以为是个新发明，可能对人类做出贡献，兴冲冲到专利局去申请专利，人家早已拿出雨伞。再说以钱先生的学问和成就，杨绛当不至于有意以提高他的学位来增其身价吧。
上边的问题涉及到杨绛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于是记者介绍了杨绛与范旭仑的态度：“杨绛（应包括钱锺书——笔者注）在给国家版权局的信中这样说：‘该书（指《记钱锺书先生》）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对杨绛所著的《记钱锺书与围城》进行所谓的笺证，肆意改动杨著原题，斫削改缩原文，截头去尾，挖掉重心，至使杨著尽失本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范旭仑说：‘这款指责针对书中的《杨绛＜钱锺书与围城＞笺证稿》，纯属歪缠诬指’。”事实上所谓《杨绛＜钱锺书与围城＞笺证稿》，从行文上的主要特点，就是先找了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中的一些句子，然后再从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中，以及钱锺书的一些著作中，也包括从杨绛自己别的著作中，找些句子加以比附。举例子更能表示清楚，比如《笺证稿》从杨绛书中摘了这样一句：“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这顿打却也激起了奋发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接着范氏在这句话下边用小字作了“笺证”：“按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他自言在中学期间，初不知用功，曾给父亲痛打一顿。15岁自知发愤读书’”。这里有3点应该提示未读过该“稿”的朋友：第一，在这段数十字的“笺”中，范先生只写了一个“按”字和一个冒号，还有引号；第二，这段话全不接杨绛原书的上下文，给人没头没脑之感，而且杨文“打一顿”的“顿”字后边，有几十个字被笺者删掉，读来前不够村，后不着店，也确如杨绛所说“支离破碎”；第三，杨先生明明已经把事情都说得十分清楚了，根本用不着重复让夏志清再“打一顿”。由于笺者掐头去尾，上下文接不上，让人弄不清来龙去脉，不笺证也罢。因为你不说我还清楚，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再者无论杨绛还是夏志清，他们都没有亲眼目睹过钱锺书少年挨打的情况，都是听钱锺书自己说的，只是他们二人分别在各自的作品引述而已，那么笺证者把它们同时排列到自己的“稿”中，就显得有些叠床架屋了。人们往往把传闻当成史料，把常识当成发现，然后东拼西凑，不少人还弄成洋洋巨制，竟也有幸被评论者夸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假如这也可以叫做学术研究，那我们真是误解了范先生为什么那样认真地对待杨绛的“杂写和杂忆”了。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对杨绛“欺侮”弱者的内幕有了全面的了解，是非曲直也自有评判，正所谓公道自在人间。但是作为“著名文化记者”（见《文化嘴脸》一书封二作者简介）的徐林正先生，以无冕之王的身份，宣判：“李洪岩和范旭仑都是钱锺书研究者，外界评论认为这是两个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工作者。但他们却遭遇了不公：编著的两部书最终遭到毁版停印，公开赔礼道歉并进行经济赔偿。”在他的笔下，敢于维护自己合法著作权的人，被描绘得嘴脸“丑陋”；而两次侵犯人家著作权的人，反而成了受“欺负”的无辜者。我实在没有弄懂，他是在控诉杨绛，还是在谴责法律。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文化记者，起码的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安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你可以不必在“夜深人静”时自责。但想想被你无端伤害的年届九旬的文化老人，你必须在阳光下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脸上，还有文化二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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