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分工使人变成了零件。前不久看《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写到大都市里的不落地族。他们在高楼上工作，在高楼上生活，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没有多少时间亲近这个城市的土地。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城市机器的零件。作为零件，他们的确没有必要了解别的零件。
分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心安理得地不去知道其他的事情。至于我们所埋头的工作，我们很少考虑是否应该去做。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被我们的分工所指派的事情。然而，既然是被指派的，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已经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很少有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必须做的事情。
过细的分工使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貌，即使有心，我们也难以对我们正在做的某一件事进行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必须从人类的总体生活中才能获得。我们只能把对工作本身的道德判断交付出去，把遵从职业道德当作道德。
在《摩登时代》中，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完全不必知道螺丝拧在什么地方，这使得生产救灾物资的工人与生产军火的工人会获得同样的成就感。同样，砍树的劳模和种树的劳模所获得的荣誉感也无不同，无论是砍树还是种树，它的意义和价值全是被给定的。
当与科技相关的道德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常用的托词：科学和技术是中性的，所以不牵涉道德问题。
科学及其技术把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手机电视互联网之类的东西可以使人突破空间的阻碍，造成天涯比邻的幻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比邻也被推到了遥远的身后。人生有限，你只能与有限的人、有限的事打交道，不同的只是分布状态，从前他们生活在你的四周，而现在可能分散到全球各地。当天涯成了比邻，比邻就成了你的陌生人。
现在，我正在家中的餐座上敲打着电脑。自从对门张叔叔搬家，这座我居住的住宅楼里就没有我认识的家庭了。新来的房客好像是几位合住的学生或者民工，经常听见夜里有人大声拍打他们的门。中间的一家我几乎没有见过，已经不知道换了几次房客。按照王家卫的笔法，在我楼上、楼下、东面、西面各有另外一家人，我与他们最近的距离只有几十公分。有时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想到我的头顶可能还有一张床，在我的脚下可能也有一张床，上面睡着我见了面也不认识的人，不由得毛骨悚然。
我们已经习惯了身边的陌生，并把这种陌生当作了生活的常态。
身为无本的现代人，对于我们身边新出现的事物：互联网、笔记本电脑、小区里冒出来的健身设备、河床上覆盖的水泥……如果我们追溯，常常是从一个陌生走到另一个陌生。越来越多的陌生使追问难以持续，当我们放弃了对职业的道德思考，似乎也只能相信，这些陌生的合理性都会由相应的职业予以保证。人类巨人的身躯虽然还没有超出其信息交流的能力，却已经达到了人类个体进行道德思考的极限。如果人类的大部分个体对于身边的事物放弃了道德思考，乃至失去了道德思考的能力，决定整个人类方向的会是什么？
我们应该期待一位超级圣人来代替我们思考，使道德思考也接受分工的安排吗？还是放心地让地球村中最强势的力量——商业来主宰我们的未来，由商业广告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的？比如，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
看病吃药，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如果新出一种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人们通常会相信，这是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买药的人只关心疗效，不需要关心它的来源，也不会关心它各个环节的合理性。但是，假如这瓶药使用的是一种美国的专利技术，其核心成分紫杉醇是从红豆衫的树皮中提取的，这些红豆杉的皮是从野生的红豆杉身上活活地剥下来的，并且由于这种药的缘故，整个云南的红豆杉已经找不到几棵活的了，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
再假如，这种药中有一种成分是从活熊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
当我们习惯了陌生，我们就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在场，成为不在场的旁观者。而那遥远的罪恶，就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陌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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