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口述自传我有一本，但并非因专家推荐而特意求购，是朋友礼尚往来的回赠。书一到手即刻兴致甚浓地浏览一过，失望情绪亦复甚浓。它似乎不像专家所称道的那样“讲述经历与感受的真与实”。若说其内容充实，那只能指“文革”之前和之后的阶段。写童年苦难，写事业勤奋，写老来含饴弄孙，确不失酣畅淋漓。但“文革”一章就实在算得草草了事，或者说是小有用心。“文革”10年在浩然人生中比重无需废口舌了吧。全书350多页，“文革”一章仅占二十五六页。如果不计其中全文照录的一篇大会检讨发言稿，则回忆篇幅至多不过10页。（以20世纪70年代末检讨替代20年之后回顾，此种做法似可玩味。）就这剩下的10页，为老舍之死又耗去了三四页。虽然本章题目标为《“文革”：内中滋味，非是几页纸能道明的》，但是这一声感叹难以作为回避“文革”的盾牌。要说热点，最热就在这10年了吧。10年里有多少事该是浩然魂牵梦绕，无法忘却的啊。譬如荣列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作家唯浩然一人，置身于那种政治漩涡中心，浩然岂能一无所闻一无所为？那不是以保守“机密”能搪塞得了的，总还有许多非机密的内容值得回顾、应当回顾吧。倒是插有一张浩然为毛泽东守灵的照片，算他是反思呢还是炫耀？
还有一张照片是浩然穿军装下连队接见战士，笑容可掬地一一握手，炫耀之情不言而喻。
与对“文革”经历作大量回避或简略处理形成对照的是，记述老舍之死竟具体详尽得太有失剪裁，从“8月23日的下午”写起，到“两个小时过去了”，到“第二天一早”，到这天“晚上”，真乃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甚至有这般的生动描绘：“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浩然是会写文章的，看到后面写的“还有人要批管桦，我就是不批。周述曾、夏红，还有草明就批我。”便不难读出他“春秋”笔法的用意。而所以如此详尽，更主要的用意在于坐实老舍之死的责任人是当时的北大学生侯文正，是侯文正“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北京市文联造反，批斗老舍，最终老舍跳湖自尽。可是据说侯所在单位早已立案调查，正式做过否定性组织结论，因此侯文正至今没有为老舍之死受到任何处分。又听说，北京一位学者因浩然等人一再坚持说侯文正要为老舍之死负责，在文坛、学界影响不小，于是也做了大量采访，并出版关于老舍之死研究专著，为侯文正澄清了事实。作为当年的红卫兵，侯文正可能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就像浩然已经有过众所周知的错误，但桥归桥路归路，他不能代人承担老舍之死的罪责，也正如浩然在自述里多次声明他没有整过人。有人说，侯文正完全可以凭浩然这本自述告他个诽谤诬陷罪，而且稳操胜券。然而不见侯某对簿公堂，那么至少在这件事上，比浩然年轻的侯文正表现了对年长者相当的宽容。浩然却不，藉作家、名人优势，意欲将一个名不见经传者钉于历史耻辱柱上，何况依据又是不实的道听途说。
我有幸见过浩然两次，他做演讲，我是听众，都远远的。一次在上世纪60年代，他刚写成《艳阳天》，踌躇满志。这能理解，可预见的声誉马上到来。但不愿理解的是，他捎带批评、讥讽了刘绍棠几句。刘正沦为贱民，而他俩原是很亲密的文友，当时台下便有微词。另一次到了80年代，虽不如“文革”中风光，他却能国内国外到处走走了，这次就是在南方受欢迎的。可是神情并不好，一派委屈感。演讲时终于忍不住明说了，他要把知道的许多事写出来。听众期待了10多年，眼前这本《我的人生》令大家很是失望，写得太少，而且还掺进不必写不该写的事情。委屈、怨气倒是带进书里来了。说到他做了检讨解脱了，有个时间状语“整了一百天后”十分醒目，一个“整”字怨气冲天。这决非一时用词失当，最后一章又写道：“我从没整过人，大家整我干什么呢？”问得好生无理！
怀这般心态写的回忆，读者不宜期望过高的。浩然本人却很自信，他在书里宣称：“这本书出来，会让关心我的人更全面地了解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渡（度）过了怎样的人生。”更全面的了解是一定的，但未必是朝他期待的方向。至少我了解了，被我朋友在文章里夸得很厚道的浩然，有时并不厚道。与人宽容相处的浩然，对自己显得更加宽容。连口述的整理者也留了一份清醒，她在缀于书尾的“采写手记”中说：“浩然的口述自传能成为他生命里程中的一颗珍珠吗？我认为，关键在于他是否真诚地毫无保留地讲述历史。”如果浩然的口述自传还可读，那只当它是历史人物留下的文本尚可供研究之用，无论怎么说，浩然是作家研究中一个无可替代的个案。尽管如此，它不应当作好书“告诉”读者。
读完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一生》，未免要感叹，他的人生之途太平坦风顺。即使有过一点颠簸挫折，譬如挨“整”的一百天，比起同时代受难作家来又算得了什么。这本来该庆幸，然而，人生体验的偏颇，妨碍浩然客观地回顾一生是是非非。他所谓别人“整”他、“攻击”“批判风”，不过是指大家希望他于“文革”持应有的反省态度。或者是由不能反省而激起的义愤。义愤时的过激言词固然不妥，实在也事出有因。因为人生体验的偏颇，自然难免陷入认识误区。他总以为：“批评我的人年轻的居多。”其实不然，我就远不年轻，与我年龄相仿的友人，谈起浩然，莫不作相似的感叹，甚至有年长于我而言词尤为激烈者。看来不必指望浩然的态度有所改变，不过，既然专家推荐它是好书，那么我这文章还是要写出来的，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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