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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收藏的《坤舆万国全图》摹绘本东北大学写本 |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纷纷入华，作为“学术传教”的手段，他们用汉文翻译、编写了大量天主教及西方科技书籍。这些“西书”陆续东传，在日本及朝鲜知识界引起强烈震动，直接影响了后者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传统的书籍之路因此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在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利玛窦世界地图东传日本的途径和意义。
一、利玛窦世界地图概说
利玛窦（1552－1610）在华传教期间，曾以欧洲地图为原型，绘制世界地图数幅，其中，流传广、反响大的版本有三，分别是完成于1584的《山海舆地图》、1600年的《山海舆地全图》和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前两者现已佚失无存，惟《坤舆万国全图》，其初版原刻本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意大利波罗尼亚观察大学、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等处有藏。
利玛窦世界地图是中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文地理书，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其中介绍的许多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都是闻所未闻的新知，包括地圆说、五大洲观念、经纬度的概念和测量方法、气候带的划分方法、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对此，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人士表现出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可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因此，利玛窦去世后不久，他所绘制的地图就被打入冷宫，日后鲜被引用，甚至被视作荒诞失实，失去了生命力。
二、东传日本
利玛窦世界地图问世后不久，就被介绍到了日本，时为江户时代（1603－1868）前期，由于德川幕府自1685年起厉行禁书，利氏地图东传受阻。1720年，随着“洋书解禁令”的下达，利氏地图再次热销东洋，有日本学者认为，京都大学和内阁文库的藏本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带到日本的，与第一时期的新品相对，这一时期东传的地图多为二手货。
利氏地图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传到日本∶
其一，在华传教士托人或亲自带往日本。据利玛窦《入华记录》，1600年《山海舆地全图》完成后，“诸神甫亦有以寄往澳门及日本者”。其间起桥梁作用的是频繁来往于澳门与日本间的葡萄牙商人，传播路线为北京－澳门－长崎。1613年，幕府推行全面禁教，1639年，葡萄牙船被禁止通航日本，该条途径被迫中断。
其二，中国商人贩卖到日本。江户时代，中国商船频繁进出日本，书籍是两国贸易的大宗商品，世界地图尤受日本统治者及知识分子的喜爱，常常被重金购求，商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绝好的赚钱机会。然而，从厉行禁书的1685年，到大量西方科技书获得解禁的1720年，涉及到天主及利玛窦的书籍均被定作禁书，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载有此类书籍，就会受到勒令返航、禁止再度来日之类严厉的处分，在此时期，中国商人是不会冒险将利玛窦世界地图带到日本的。
其三，赴日中国人携往日本。据原目贞清（生卒年不详）所作《舆地图》（1720年），曾有一官宦人家，从泉州抵长崎，随身携利氏地图一幅，珍藏于家中，被人闻知，坚持借去摹绘，利氏地图因此流传到江户幕府。
通过上述途径传到日本的利氏地图，以萨摩、长崎两个贸易港为中心，流播到日本各地。
三、异域生辉
带有异国风情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到日本后，两百余年间，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欢迎。曾有日本学者做过统计，江户时代完成的著述中，有三十余种利用或言及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另有二十五部文献中描绘的世界地图是以利氏地图为原型作成。这五十余种文献主要为天文地理书，却也不乏小说随笔，及面向一般读者的简易百科辞典。通过这些文献，利玛窦世界地图影响了江户时代各阶层读书人的世界地理认识。
除了被广泛征引，利氏地图还被争相摹绘。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例，现存的中国制摹绘本仅为3件。而现存的日本制摹绘本，仅明确所在的就有21件之多，分布在由北向南的仙台、东京、滋贺、神户、大分等多个地区。这些摹本日本化特征明显，比如，为方便阅读，摹绘图多在地名旁标有假名文字；对利氏地图中错误的日本地名部分作了修正；以不同的颜色区分各个地域，色彩因此较原图显得丰富而艳丽。
利氏地图广为流播的结果，奠定了其在日本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人普遍认为，世界以中国、日本、印度三国为中心。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文化的陆续传入，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一种更接近事实的世界认识开始形成。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传入如一针催化剂，加速了这种认识的成型，大多数人最后终于冲破“三国世界观”的束缚，确立了科学实证的近代世界观。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利氏地图将许多崭新的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带到了日本，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许多汉译地名和专有名词，诸如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直到今天，还出现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中。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制作史上，17至18世纪被称作利玛窦系世界地图的世纪。所谓利玛窦系世界地图，就是以利氏地图为原型制作的世界地图，日本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万国总图》（1645年）就是这类地图的最初代表。
在中国，利氏地图的出现如昙花一现，曾大放异彩，却转瞬即逝；在日本，地图传入之初并未引起多大轰动，可是，其影响如水滴石穿，执着而深远。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设有专门史硕士点（日本文化史方向），并招收中国古代史（中日关系史方向）博士生。现任所长王勇教授，副所长王宝平教授。研究所下设古代中日关系史、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哲学思想史3个研究室。 建所14年来，先后承担省部级和国际科研项目近30项，代表性的项目有：日本汉文学史（原国家教委）、晚清中国人视野中的日本（原国家教委）、古代中日书籍之路（中国教育部）、遣唐使编年史料的集成与研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遣唐使时代的中日混血儿基础研究（日本住友财团）、中日汉籍交流史研究（日本国际交流基）、中国图书馆藏日本版古籍的调查与研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清末中国人日本视察旅行记的调查与研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明治前期驻日中国外交官与日本（日本住友财团）。 出版中文著作约50部，如《中日关系史考》（王勇著，中央编译出版社）、《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王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清末浙江与日本》（吕顺长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刘岳兵著，商务印书馆）等，日文著作13部，如《唐视野中的遣唐使》（王勇著，讲谈社）、《吾妻镜补——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王宝平著，朋友书店）、《中国史籍中的日本人形象》（王勇著，农文协出版社）等；此外主编多套大型丛书，如《日本文化研究丛书》（8卷，其中《中日汉籍交流史论》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获浙江省政府社会科学研究三等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获亚太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已出5种）、《中日文化论丛》（7卷）、《中日文化研究文库》（已出3种）。 主持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和歌俳句国际研讨会（1990）、汉籍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1991）、江南与日本国际研讨会（1995）、遣唐使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1998）、清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1999）、日本文化研究——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1999）、杭州大学神奈川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举办8届，1991－1998）。 该所与日本关西大学、神奈川大学、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等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每年除了派遣数名学生和教师赴日本留学和讲学之外，还定期举办“日本思想文化”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出版所刊《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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