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工作。个人的研究兴趣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因此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文章。1981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刊载胡先生《“红学”与美学》一文（此文更为丰富的内容，1982年发表在《红楼梦研究集刊》，同年，还有《红楼梦里的石头故事》等文问世）。当打开报纸，见到这个题目，我的眼睛顿时一亮，立刻被紧紧地吸引住。可能是由于“文革”中毛泽东曾经亲自倡导和推动过“评红”，当时学界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正处于热潮之中（据有关统计，1981年，仅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梦学刊》和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章，就达300余篇），但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探讨的思路也基本是传统的思想、艺术、主题、人物、历史、作者、版本、考证等等方面，这些研究虽然有不少的深入和新见，于我这个搞文学理论的却总觉得有些不过瘾。我感到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期待，一时又说不清楚。或许正是《“红学”与美学》这个新颖的题目触动了我的深层期待，令我“一见钟情”。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感受，至今还记忆犹新。就像参观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艺术展览，当在作者的导引下，从“《红楼梦》是艺术”，到“艺术需要美”，再到“美在整体”，走过一个个“展厅”之后，你不仅对《红楼梦》，也对美学产生一种新的认识，似有一股清风吹过心田。我意识到，他所探索的是一条文艺与美学结合的新路。在这里，文学批评向美学升华，闪烁着理性的光芒，美学研究向文艺深入，兼备了平易的品格。两相结合的结果，凝聚成新的能量，跃动着创造的生机，显示出诱人的魅力，令我欣喜不已。从此，胡先生的名字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我十分留意他的作品，一旦发现，便认真拜读，希望得到更多的智慧碰撞和知识滋养。
记得那时，胡先生还有一篇雄文深深地触动过我。文章的题目是《论艺术形象——兼论艺术的审美本质》，发表在《文艺论丛》第12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这篇35000字的长文，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而且越读越兴奋。由于广博的知识学养和深入精细的研究，经之师很善于抓取富有典型意义的原生话题，首先阐明其自身的价值，然后由此及彼，层层深入，步步推进，揭示一连串相关的理论命题，建构起自成一体富有内在生命的理论环链，让你不能不信服。很自然地让人想起马克思从“商品”这个“原生细胞”起步，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思路。几年后，有机会协助许觉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编选《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卷》（1976－1982），我便很高兴地将此文收入其中，让它学史永存。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真正见面的时间并不多。第一次在1985年4月；地点：古城扬州。正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文艺学方法论研讨会”在这里召开。会上，胡先生做了题为《文艺学方法论的多样和统一》的发言，既鼓励具体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探讨，又主张在更高的哲学方法层面的有序和统一。在我看来，他的识见不仅具有积极开放的襟怀，而且显示着应有的严谨与冷静，让我深感一种心灵的默契与沟通。
80年代中后期，由于工作发生了“错位”调动，我去了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此失去联系多年。不幸而又有幸的是，后来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于90年代初得以返回文学所，重操旧业。再次见到胡先生，是在90年代中期一次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十年过去，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了大的发展，而且高足成群，但他那敦厚谦逊、平易近人的品性依然如初，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如初。我们的重逢，没有热烈的拥抱，没有过分的寒暄，一切都平平常常，就好像两个经常见面的朋友又一次相遇。这种情景更使我难以忘怀。我想起“心有灵犀”这个词。我相信，真正的朋友不在于形式上来往的多少，而在于心的相通。有了这一点，即使是多年不相来往，仍然是可以信赖的知己，互相之间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只要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对方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办好的。相反，如果没有这一点，纵使天天见面，也是人心隔肚皮，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距离，你越是想接近他，便越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距离的存在。我讨厌这种虚伪的“朋友”，正因为如此，十分珍惜与经之师这份难得的友谊。
新时期以来，经之先生先后出版了许多很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美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和古典文学评论多种领域。但我以为他独特的创造性贡献，是在于将美学引入文艺学，率先提出并创建了“文艺美学”学科。实际上，他的所有研究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和目标而展开的：有的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背景，有的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资源，有的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参考，有的本身就是这一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令人钦敬的是，当他年届古稀之时，仍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密切关注人类学术的新发展，努力摘取“他山之石”，以促使理论的进步和新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他集中考虑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发展文艺美学”；一个是如何“走向文化美学”。前者的提出，基于如下问题：今日的文学艺术是否还需要审美价值？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应是什么关系？艺术创作究竟还有没有、需要不需要遵循艺术规律？社会的发展，使得艺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和规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他认为，文艺美学应该在回答这些问题中，获得新的进步。后者的提出，则是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兴盛起来之后，试图进一步从整体上探讨文化发展的美学方向。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现实，意在创新。他强调，我们的理论，必须面向我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下现实，研究新问题，而且，决不能丢弃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里，我又一次感受到心灵的共鸣——这也正是我所持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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